【百年轮回原地打转：从“五四”到“风波（溜事）”——中国民族主义的文化陷阱与反思缺失】～𣁽省山寨·𣁽省老張

百余年来，从“五四运动”到“风波事件”，中国社会思潮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交锋中反复挣扎，始终未能挣脱文化泥沼的深坑。

我们这個民族缺乏深刻的反省精神，未能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身的历史与文化根源。若不觉醒、不反思、不勇于自我批判，中国难以真正迈向现代文明的坦途。

我们这個民族如果真的说没有反思反省嗎？显然，是胡说。这么多有志之士怎么可能呢？但是大家都明白，都懂，這個形態上被压制住你无法出聲，压久了没人说了，人人心里都明白，人人慢慢就會不明白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我们不知道，我們也在自問，我们也不知道现代文明进程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精神病理中它属于一种新的精神病类種「精神缺失強迫失憶症」病种。

新文化运动：覺醒與探索、开放与迷误的起点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进入全面开放的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向欧美及日本学习，史称“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等引入西方思想，倡导科学与民主，试图以启蒙破除封建桎梏。然而，开放的表象下潜伏着迷误。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受欧洲战后颓废思潮影响，宣扬“欧洲衰败论”，批判资本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打开思想缺口。这种对西方现代制度的质疑，埋下了民族主义压倒民主主义的种子。

近代文人梁启超先生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記錄反映了战后欧洲的疲惫与自我怀疑情绪，他提出“西方文明破产”的观点，影响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性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陈独秀先生主编的《新青年》从1915年起倡导“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引發全國知識分子與進步青年的討論與思考，但其后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直接造成在中國大地上紅色革命的星星之火，然後全國燎原，显示出近代中國启蒙运动的内在分裂。

五四运动：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折点。巴黎和会上，战胜国中国未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青岛被移交日本，激起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浪潮。陈独秀、李大钊等转向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与民族救亡，压倒了胡适倡导的民主、自由与个人主义的启蒙理念。鲁迅则以犀利的国民性批判（如《呐喊》《彷徨》）揭示中国文化的弊端，却在《友邦惊诧论》等文章中开出民族主义的药方，强化反帝情绪。

国民党推崇胡适，贬抑陈独秀、李大钊与鲁迅，但这种分野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胡适虽主张自由主义，却同样排斥基督教，视其为西方文化的“异质”因素。这种对基督教的敌视，削弱了中国接受西方现代制度的文化基础，导致民主政治缺乏深厚的价值根基。最终，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与中共的崛起，标志着民族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全面胜利。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重寻胡适》中指出，胡适的自由主义过于注重工具理性，忽视了西方现代性背后的基督教伦理根基。这种局限使其无法有效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叙事。此外，鲁迅的民族主义药方虽振聋发聩，却未能提供制度性解决方案，反而助长了反西方的激情。

从新文化到五四：两头怪的诞生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社会思潮逐渐异化为“两头怪”：民族主义压倒民主主义，救亡压倒启蒙。“五四精神”本应是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在民族主义狂热的裹挟下，演变为反西方的激进运动。苏联传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一瓢汽油，点燃了这股烈焰。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在民族主义的狂热中走向思想与文化的绝境。

讓我們回望這一段所謂的「艱難探索」十年，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政治运动，也是五四以来反西方、反现代性的极端体现。历史学家金观涛在《观念史研究》中分析，五四运动的“反传统”与“反西方”双重逻辑，最终在文革中合流，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倒退。

周策纵的洞见与局限

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揭示了“民族主义压倒民主主义”的历史逻辑，成为研究五四运动的经典之作。他指出，五四运动的启蒙理想被救亡的迫切性淹没，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浪潮中迷失方向。然而，周策纵未能进一步反思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排斥基督教的问题，忽视了西方现代性背后的宗教伦理根基。

周策纵的分析深受战后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但其研究局限在于未深入探讨中国文化传统（如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张力。相比之下，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指出，胡适的自由主义缺乏形而上学的深度，难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吸引力。

李泽厚的反思与未竟之业

1980年代，大陆哲学家李泽厚接过反思五四的旗帜，提出“救亡压倒启蒙”“从启蒙到蒙启”等论断，成为思想界领袖。他批判五四以来民族主义对民主的挤压，呼唤胡适式自由主义的复兴。然而，李泽厚同样未能正视基督教在西方现代性中的作用。他虽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及文化根源问题，但未深入探讨反基督教思潮对中国民主化的阻碍。

李泽厚的《论救亡与启蒙》（1986年）指出，五四运动的启蒙理想被民族救亡的现实需求所遮蔽，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他的思想启发了80年代的“文化热”，但其忽视宗教维度，使其理论无法为民主化提供深层支撑。

風波事件（溜事悲剧）：當秀美詩人民主的夭折与信仰的缺失

受李泽厚等思想家影响，1980年代的青年走上街头，呼唤政治民主。然而，这场运动缺乏深层的信仰根基与精神更新，未能超越民族主义的激情。1989年的「風波事件」终结了第二波民主运动，暴露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文化短板。李泽厚在風波事件后流亡美国，晚年虽反思自身局限，却未能突破思想藩篱。

政治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分析，中国民主化的失败不仅源于政治高压，也与文化土壤的贫瘠有关。西方民主制度植根于基督教的个人主义与平等观念，而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排斥基督教，导致民主缺乏文化根基。

百年轮回：新公知的覆辙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風波事件”一代人或流亡海外，或沉寂国内，三十余年波澜不兴。新一代公知崛起，重拾民主主义旗帜，却依然敌视西方基督教，未能跳出百年前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化陷阱。他们在鼓吹民主的同时，又直接或间接的助长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态势恐将再次把青年引向狂热，烧毁民主梦想。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网络空间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如2012年的反日游行与近年来的“战狼”文化，均反映了民族主义对公共话语的持续主导。学者许纪霖在《启蒙的自我瓦解》中警告，若不正视文化根源，反思难以深入，民主化进程将反复受挫。

觉醒与出路，到底在哪里？

从“五四”到当下，中国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交锋中蹒跚前行，却始终未能走出文化泥沼。真正的觉醒不仅需要批判民族主义的狂热，更需正视西方基督教等宗教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以及民眾覺醒的现代性中的积极作用。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多元价值，以深刻的自我批判精神，重塑文化根基，中国才能摆脱百年轮回，迈向真正的现代文明，但是，理論說得好，道理說得清，但現實在這塊土地上往往是有差異的，所謂的理論落地，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在文化與傳統、威權與國家的互相糾纏角力博弈中，這種狀況有可能會一直的纏綿下去，什麼時候有突破口？什麼時候才是一個真正的拐點和爆發點，人們並不知道，但是我們可以預測想像它會有這麼一個點的出現，所以我們相信明天，我們期盼願景。

（𣁽省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