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的崛起與墜落】～ 𣁽省山寨

张春桥同志的革命生涯简述：

～張春桥同志，山东人，愛好文學，文艺青年，青年時與友人人發起組織文學組織「華蒂社」，並在《華常》雜誌發表文章。

～張春橋年輕時就有挑戰名家的特點，對著名作家如戴望舒、老舍、藏克家等人均受到過張春橋的文學評論的批評和攻擊。

～張春橋在上海加入「左聯」，響應周揚的「國防文學」口號，以筆名「狄克」在左翼報紙上發表文章，由此引發了和魯迅先生的評論爭辯與較量。

～1936年4月張春橋加入中共預備黨員組織。

～1937年張春橋以其弟張秋橋，從山東前往延安，並在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陝北公學任宣傳部長。

～1942年張春橋分配晉察冀邊區任宣傳幹事，並逐漸出任《晉察冀日報》《石家莊日報》的編輯，後出任社長，並以此皆識石家莊市長柯慶施，並受其的直接領導。

～ 49年進入上海任新華華東分社和華東局宣傳部副局長。

～五七年张春桥擔任上海市專職常委，並成為市委第一書記柯庆施的高級秘書。

～五八年張春橋發表文章《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引起毛澤東主席的注意，並大為讚賞。從此張進入了毛主席的視野，並逐步地參與到中國政治鬥爭的最高層，成為毛澤東倚重的所謂「四人幫」裡面的實際的核心人物等同軍師。達到人生巔峰。

中共元老康生臨終向周恩來揭发江青、張春橋，毛主席聽後說：我知道。指示不要再查了。

1937年8月，江青到了延安，与主席交往确定关系后，江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在党内高层确实有议论，同时也有反对的声音。而她还有一个黑历史，1933年2月江青加入中共。在上海时，她也参加了中族地下党的活动。但在1934年9月，她被抓捕、被关押两个多月后，才被释放。

然而，江青的山东老乡康生一手促成了毛江婚姻。江青到延安三个月时，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康生、江青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康生见江青年轻漂亮，便想到利用江青，为自己搭建晋升之梯。江青在上海的绯闻及被抓捕情况，在延安高层有不少人知情。所以对于毛、江结婚，当时中共党内有不少人反对。而康生让江青主动去找毛。没有康生的指示，江青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没有康生的安排，江青也无法进入毛的住地。一来二去，江毛感情升温，1938年11月，45岁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娶了24岁的上海演员江青。

时间一晃到了文革。康生一路成为中共集团的迫害狂。文革后期，康生突然找人向毛泽东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康生原本是江青“四人帮”集团的核心人物，为何临死前要急忙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呢？

1974年12月，周恩来即将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已经病入膏肓、惯于投机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问题。接着，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此事，十分急迫。康生对她们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

当着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的面，康生一再责备自己，说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一年之后康生便病死了。

康生原本是江青“四人帮”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文革期间，康生一贯支持江青。然而，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一伙，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江青的亲信、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迟群是“北京一霸”。

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

对于康生这样一个中共情报头子，党内运动的主刀人之一，晚年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突然就开始询问和关心起周恩来的病情。他还讬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这里确实是引发人的推测和联想。

康生在中共内部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被认为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对于康生的揭发，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第657页）

尽管有康生的揭发，后来江青仍当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则由毛泽东提议，兼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对于共产党，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中共的政治需要，就是标准。

张春桥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中共历史记述中，张春桥被认为是“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是外表阴沉的“野心家”、“阴谋家”，意图“篡党夺权”。在中共元老派眼中，张春桥被认为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在担任政治局常委后，张春桥亦曾对女儿张维维说过：“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场战役是我打下来的？”作为“四人帮”核心成员之一，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编辑，攀升至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权力巅峰，最终又因四人帮倒台而下狱，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的一生充满了倾轧博弈，展现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残酷与复杂。拨开历史迷雾，追溯张春桥从“崛起”到坠落的政治生涯，有助于揭示文革时期中共高层内斗的真相，张春桥在这场政治漩涡中的角色与命运到底如何展开和收尾的？

革命生涯的起點：從文藝青年到左翼鬥士

張春橋青年時期便展露出文藝才華與銳利的批判精神。他與友人創辦文學團體「華蒂社」，並在《華常》雜誌發表文章，試圖在文壇闖出一片天地。年輕的張春橋以挑戰名家著稱，著名作家如戴望舒、老舍、臧克家等均曾受到他的文學評論批評，顯示出他不甘平庸的個性。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動盪時期。左翼文學運動在上海蓬勃發展，吸引了大量知識青年投身革命文藝，為共產主義理想宣傳。張春橋的文學活動，正是這一時代背景下青年知識分子激進化的縮影。

從邊區到上海：政治敏銳性的初顯

1942年，張春橋被分配至晉察冀邊區擔任宣傳幹事，後逐漸出任《晉察冀日報》和《石家莊日報》編輯，並最終成為社長。在這一時期，他結識了石家莊市長柯慶施，並在其直接領導下工作，積累了重要的政治資本。1949年中共建政後，張春橋進入上海，擔任新華社華東分社副社長和華東局宣傳部副局長，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宣傳領域的地位。

1957年，張春橋成為上海市委專職常委，並擔任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高級秘書。這一職位使他深入了解上海政壇的運作，為其後來的政治崛起奠定了基礎。1958年，張春橋發表文章《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提出反對特權、追求平等的觀點，契合了毛澤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理念，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讚賞。此文成為張春橋政治生涯的轉折點，使他進入毛澤東的視野，逐步躋身中共高層政治舞臺。

1950年代末的中國，正處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高潮。毛澤東試圖通過激進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實現快速工業化，並在意識形態上清除「資產階級」影響。張春橋的文章迎合了這一時代需求，成為他獲得毛澤東青睞的關鍵。

文革中的急速升遷：從筆桿子到「四人幫」軍師

張春橋政治生涯的真正飛躍始於文化大革命（1966-1976）。這場席捲全國的政治運動為張春橋提供了歷史機遇。1966年，他被調往北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成為毛澤東文革理論的積極推動者和執行者。在中央文革小組中，江青是實際負責人，而張春橋則是其得力助手，兩人形成了緊密的政治聯盟。

張春橋在文革初期主要負責理論宣傳，撰寫大量文章為文革提供意識形態支撐。他的文章往往是毛澤東思想的注腳，幫助毛澤東在理論上為文革正名。例如，他參與修改《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和《五一六通知》等重要文件，奠定了文革的政策基礎。1966年8月，張春橋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參與批判劉少奇，並指示清華大學學生領袖蒯大富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展現了其在文革中的激進角色。

1967年初，張春橋在上海發動「一月風暴」，與姚文元、王洪文聯手推翻了以陳丕顯為首的上海市委，建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並自任主任。這場奪權行動被毛澤東譽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成為全國造反派奪權的樣板，進一步鞏固了張春橋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

文革初期的「一月風暴」標誌著造反派從批判走向奪權，打破了原有的黨政結構。上海作為中國經濟和文化中心，其奪權行動具有全國示範意義，張春橋因此成為文革派系的核心人物。

權力巔峰與內部矛盾

隨著劉少奇、鄧小平一批中共元老被打倒，文革派系在中共高層的影響力迅速擴大。1969年中共九大上，張春橋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3年中共十大，他更成為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達到政治生涯的巔峰。此時的張春橋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並稱「四人幫」，掌控全國的文化、教育和宣傳領域。他們通過壟斷《紅旗》雜誌等核心媒體，推廣樣板戲和革命文藝，實施信息過濾與思想整肅，將「階級鬥爭為綱」確立為主導敘事。

然而，張春橋的權力之路並非坦途。他與林彪的暗中較量成為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挑戰。林彪對張春橋頗為警惕，認為其野心甚大。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當毛澤東問及林彪對張春橋的看法時，林彪直言不諱，暴露了雙方的緊張關係。隨著毛澤東與林彪矛盾的加劇，張春橋站在毛澤東一邊，成為攻擊林彪的重要力量。1971年林彪事件後，張春橋等人的權力進一步膨脹。

與此同時，張春橋與周恩來的關係也頗為微妙。1974年12月，中共元老康生在病重時向周恩來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叛徒」問題，稱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被捕後叛變，張春橋也有類似歷史。康生甚至通過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傳話，試圖徹底搞垮江青和張春橋。然而，毛澤東明確表示「我知道」，並指示不再追查，實際上保護了江青和張春橋。這一事件既暴露了張春橋的歷史弱點，也顯示出他在毛澤東庇護下的特殊地位。

歷史背景補充：康生的揭發反映了文革後期中共高層的派系鬥爭加劇。隨著毛澤東健康惡化和文革政策引發的社會混亂，黨內不同派系開始為後毛澤東時代的權力布局展開激烈博弈。

預見命運的悲劇先知

張春橋的政治敏銳性使他對自己的命運有著異常清醒的認識。早在文革如火如荼的1967年，剛剛在「一月風暴」中掌握上海大權的張春橋，便對身邊人說：「權力來得快，去得也快，大家不要太當真。」1974年，他私下對友人坦言：「如果文革失敗，我只有兩條路：要么出國，要么坐牢。」1975年，身為政治局常委的他更對秘書表示：「毛主席不會永遠在，他走後，我們這些人恐怕都不會有好下場。」這些言論顯示出他對中共權力鬥爭殞地無聲的殞落，以及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可悲可怕结局。

　　更令人惊讶的是，据曾与张春桥共事的上海市委工作人员回忆，早在1967年，当张春桥刚刚在“一月风暴”中掌握上海大权时，他就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权力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家不要太当真。”他的预言也不是没有道理，张春桥对中共权力更替的规律门儿清。

　　1975年，当张春桥已经位居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权力巅峰时，他仍然保持着警觉，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曾对秘书说：“毛主席不会永远在，他走后，我们这些人恐怕都不会有好下场。”

　　张春桥对毛泽东之后中国政治走向有他的判断，他意识到自己在毛后时代可能面临的危险。毛泽东是他和江青等人的最大保护伞，一旦毛去世，他们的政治地位将岌岌可危。

　　1976年初，毛泽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时，张春桥紧锣密鼓地安排人员收集整理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反革命言论”材料，试图为日后可能的政治斗争做准备。同时，他还通过上海的关系网，秘密准备了一些海外联系渠道，为最坏情况下的出逃做准备。

　　1976年夏天，毛泽东病重，张春桥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表示：“现在的形势很复杂，我们必须有两手准备。”什么是“两手准备”？后来的历史学家解读为：一方面准备争取最高权力，另一方面也为失手后的处境做准备。

　　张春桥在“四人帮”内部的表现

　　张春桥的政治敏锐性使他在“四人帮”内部也显得格外孤独。据《邱会作回忆录》披露，张春桥与江青、王洪文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江青性格外露，行事冲动；王洪文则相对简单直接；而张春桥则更为深沉、复杂，常常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1976年9月初，毛泽东逝世前夕，张春桥曾对王洪文说：“我们不能太张扬，要注意分寸。”这一劝告被王洪文当作耳旁风。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和王洪文表现得过于急切，而张春桥则显得较为克制。

　　华国锋在回忆抓捕“四人帮”时曾透露，抓捕行动后，江青、王洪文和姚文元都有不同程度的激动和抗议。唯独，张春桥一言不发，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或许他对自己命运心知肚明？

　　据与他共事过的工作人员回忆，张春桥很少参加非正式的社交活动，即使在“四人帮”内部聚会时也常常保持沉默。他私下里爱看历史书籍，尤其对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和权力斗争有着浓厚兴趣，这或许也是他能够预见自己命运的原因之一。

　　张春桥的预言不是从天而降的，在1975年至1976年间，张春桥的言论和行动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微妙变化。这一时期的张春桥开始更多关注实际政务，减少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激进表态。

　　一位曾在上海市委工作的干部回忆，1976年春，张春桥回上海视察工作时，突然对一些极左政策提出质疑，认为“过度的阶级斗争对生产力是一种破坏”。这种表态在当时被认为是对文革路线的一种微妙修正，也可能是张春桥对文革走向的某种再思考。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春桥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曾试图推动一些务实的经济政策，这与他早期的极左理论有明显差异，所以也有人认为，张春桥在认识到文革可能失败的情况下，试图为自己寻找一条政治转型的道路。

　　然而，历史没有给张春桥足够的时间。毛泽东去世后仅一个月，四人帮就被一网打尽，张春桥对自己命运的预言最终成为了现实。

　　沉默至死

　　与江青在特别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和激烈辩护不同，张春桥选择了完全沉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甚至连自我辩护也不做。

　　有分析认为，张春桥的沉默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一方面，他清楚地知道这场审判的政治性质和预设结局，任何辩解都无法改变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或许沉默也是他对这场政治审判的一种无声抗议？他以沉默表明拒绝接受这种权力转移后的政治清算。

　　更深层次的分析认为，张春桥的沉默还可能源于，他知道文革的错误是制度性的，是整个中共体制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他个人或“四人帮”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沉默也许是他能做出的唯一的回应。

　　据悉，张春桥在狱中阅读大量的历史书籍，对狱警和工作人员较为平静，很少发泄不满。最终，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他于1998年获得保外就医，依然与“前妻”文静生活在一起，直至去世，原因是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至于为什么秘密“离婚”，和文静早年在抗战时期为日本人写过文章有关，文革时期有人拿这个资料攻击张春桥，后来就传出张春桥1972年打报告离婚的事。从当时风光无限的张春桥的婚姻变故，不难看出，强调党性高于一切的共产党对于人性的摧残，即便是中共高层，也无法摆脱这一命运。

　　据一些了解内情的人透露，晚年的张春桥几乎不谈及政治话题，只对家人表示：“历史自有公论。”这句话也许是他对自己一生最后的总结，也是对那句“要么出国，要么坐牢”预言的最终注脚。张于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88岁。

　　张春桥的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极左路线的笔杆子，写下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冷静分析政治形势和权力走向。简直是政治表现上的表里不一，矛盾体的典型。

　　张春桥在文革上蹿下跳揭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势力”，但在私下里却显示预见到文革可能的失败。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反映了张春桥复杂的政治心理，也暗示了他在政治光谱上的特殊位置。

　　无论如何，张是文革理论家和急进派代表，推动了许多极左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文革灾难。张春桥的“崛起”与陨落展示了中共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不确定性，也反映了意识形态在中共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张春桥的政治生涯是中共文革历史的一个缩影，他的沉浮反映了那个特殊时期的政治逻辑和权力规则。从默默无闻的文人到权倾一时的政治局常委，再到阶下囚，张春桥的命运转折背后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残酷现实。

（𣁽省山寨·整理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