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心存光明

靠个人内省和干部自我批评改变不了人心也纯洁不了队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的终极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只是手段。儒家思想说白了是伦理道德标准，而且是高标准，一般人做不到。儒家思想的最高标准是内圣外王，这个标准更是常人不可企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达到内圣外王境界的几人而已。我认为只有王阳明和曾国藩达到了这个最高境界。客观公正地说，古代读书人在未入仕前都有“修齐治平”的使命感，也有“内圣外王”的理想。而一旦入仕之后残酷的现实就会无情地击碎这些使命感和理想。曾国藩的成长过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曾国藩”是个笨人，从小学习不好，年轻刚入仕时十分单纯，天真的认为如果大家都按儒家伦理的标准行事，自然就实现了“治平”的理想。曾国藩年轻时着实笨的可爱，当年咸丰皇帝召开民主生活会，希望臣子们给自己提意见，结果曾国藩因为批评的准，批评的狠，差点被皇帝杀了。后来他带领湘军打太平军时，与地方官员发生了很多矛盾，也是因为他总是简单的以儒家的信条要求别人，自然处处碰壁，结果自然是既得罪很多人也做不成任何事。碰壁的结果使曾国藩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成熟，认清了社会洞察了人心，曾国藩逐渐走上了“内圣外王”之路，曾国藩的后半生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只要求自己“成圣”，也就是严格按照儒家的圣人标准苛责自己，但他从不以这一标准去要求他人。甚至他容忍同僚和属下的很多潜规则，自己清廉却容忍他人的腐败，更为可贵的是曾国藩为了实现“外王”的理想，为了团结他人，共图大业，自己不求廉洁之名，甚至非常害怕别人给他戴上清官的帽子。这既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更是对社会现实和制度无能的深刻无奈。他以牺牲肉体的快乐，追求内心的圆满，凝聚人心，成就了中兴事业。我猜想曾国藩很可能吸取了明朝方孝孺和海瑞等人的教训，海瑞被朝廷甚至到现在还被树为廉政的典型，这既是海瑞的悲剧，更是儒家文化的悲剧。因为海瑞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方式，只能让人敬仰、敬畏、甚至恐惧，但绝不可学，没人敢学，无法复制，曾国藩应该是得到领会了这一点，所以他只要求自己而且他只追求功成，不求名就。他甚至恐惧好名声，因为他深知名太大会功高震主，有性命之忧、杀身之祸，太廉洁不利于团结，必然导致事业的失败。历史还证明，曾国藩避免了这两个结果，达到了“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纵观历史，古代的官场大体有以下几类人：一是既心怀儒家的精神，又按照潜规则行事。内心清高，行动又不能不同流合污。二是贪官。三是真正清官。如海瑞等。四是内圣外王者。后两者占比是最少的，两千年的历史满打满算不超过个位数。表面看来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几千年，但这只是面子，其里子是法家，所谓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儒家思想虽然也制约了皇权，但更多的是被皇权所利用，在帝王心中，儒只是术而已，在多数读书人心中，也是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是显示与民身份不同的外衣而已，只有海瑞那样的偏执狂和曾国藩那样的圣人，才真正践行了儒家的信条。海瑞“名就”是这一文化的悲剧，曾国藩“功成”也不是这一文化的成功。因为他只能用这一信念苛责自己，不敢以此来要求他人。这已充分证明其不可复制性，因为常识和现实告诉他们：无论做海瑞还是曾国藩都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所以大家虽然敬仰他们，却绝不敢学习他们，只是从皇帝到臣子大家都需要这身漂亮的外衣。外儒内法必然导致做的不说和说了不做，导致言行不一人格分裂，最终的结果是虽然产生了屈指可数的常人不敢企及的清官偶像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圣人，但更多的是大量的伪君子和真恶人。试想，如果每个人都是“内圣外王”，人皆成尧舜，当然不用以制度遏制人的恶，一个人人是圣人的社会，制度还有什么用呢？但现实是人就是凡人，不是圣人。把人都视为流氓设计制度，流氓就成了圣人，把人都设为圣人而设定道德标准，圣人也会变为流氓。澳大利亚本是英国狂人流放地，典型的流氓集聚地。但英国的制度使这些流氓都变成了好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了人的不同，于是一切都不同。儒家的信条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不能上升为宗教，即显得苍白无力，其约束的只是老实人的思想和行为，对恶人则毫无效果。社会的发展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流氓淘汰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