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出路与未来—儒家文明的工业化时代变化与发展 (一） 

某种意义上说，在农业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儒家思想和社会架构可以说是人类的登峰造极之作 – 虽然有周期律影响（根本是土地产出，人口发展和资产通过兼并集中的矛盾）但是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稳定性和包容性。这点从历史上欧洲的动荡与愚昧（包括科技的落后）及中国的相对稳定和发展可以看出来。即使是相对后退的元朝，在马可波罗眼里也是惊为天人可见一斑。但是正如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传统天主教模式在工业革命前后并不适合生产力迅速发展需要，从而催生出新教一样。比天主教政教合一模式更近一步的传统儒家社会架构及思想在今天条件下是无法完全适应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的。更何况这其中还遇到了五四以及文革等社会运动的冲击，导致本应循序渐进的社会思想调整在激烈冲突中进一步零散。（事实上欧洲历史中新教和天主教的冲突除了造成大量死亡外还造成了事实分裂—大量的新教徒离开老欧洲而投奔美国，从而削弱了欧洲自己的力量和促进了美国崛起，说到底，人口还是国家的基础。）当然，这里个人并不想完全否认文革的意义，毕竟在有几千年陈旧思想束缚下的社会，打破旧观念树立新思想是最快的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式。问题是无论是文革还是五四，都有破而不立的重大问题，前者的德赛两先生只是西方的表象而不是内核，后者追求的共产主义也因为毛的去世和内部结构不适应而随即寂灭。可以说，我们常说的道德价值缺失和西方各种思潮（从无政府自由主义到拜西方民主神教再到基督教或本土邪教在中国的扩散）恰好是前一段运动破而不立的后果。更进一步说，由于对西方的过分迷信式崇拜，现在很多年轻人谈西方就是“天不生大英犹如万古长夜”，谈中国就是“裹脚布，烈女传”也是国人逆向民族主义影响下教育缺失的结果。也正因如此，在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国在从以农业社会为主，全面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型的关键时刻，未来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华文化向那个方向发展是值得任何一个对中华人文领域关心的人去关心的。 毕竟正如王义桅教授所说的：

“正如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自认为代表了“天下”，其实只是东亚体系，西方的普世价值体系也只是世界普世性的西方文化折射。普世价值说是西方的“先发优势”，它窒息了中国凭借“后发优势”从道义上赶超西方的途径。

　　对中国而言，破除 “中国威胁论”悖论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再全球化”——现在所谓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试图以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全球化”。而“真正的全球化”是尊重和表达各种文化、各种理念和发展模式，充分展示文明多样性的全球化。

　　历史上，西方拥有普世价值（文明）梦，中国拥有天下大同梦。在新的时代，世界需要中国梦，因为中国模式正在丰富普世价值内涵。

　　近代以来，普世价值束缚了世界梦，西方文明窒息了多元性。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文明缺乏应对不确定性世界的动力，甚至缺乏走出债务危机的手段。他们纷纷对中华文明的复兴寄予希望，期待中国能创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换言之，世界需要中国梦。这是我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不竭源泉。

　　近代以来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逻辑，今天已上升为文明转型的逻辑。这就是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文明转型“三位一体”式中国和平发展所传递的主要信息。文明转型的逻辑是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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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是观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复古解决不了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也不能应对世界挑战；更非“接轨”——西方难言先进，且自顾不暇；而应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

而在这个思路下，我们也有必要重新理清儒家思想文化到社会架构从五四至今受到的冲击与影响，从而分析如何复兴，包容，创新，以建立新的中华文明内核，从而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中华文明需要。

（下文基本是吴飞老师《中国的现代处境和古代资源》一文的调整，鉴于我不是100%赞同吴飞老师的意见，因此对于自己不同意的部分有所删减和改动以表达我个人的意见，特此表明）

一 现代性问题与古今之争

自从十九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全面接触西方以来，如何理解和进入现代就成为中国思想中最关键的问题，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呈现出各种面貌；而如何安置传统文化，也就取决于如何理解现代性。

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对儒家的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基于对现代性的这样一个理解：只有与古代文化彻底划清界限，才能真正实现现代的科学民主精神。随着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进入中国，也随着国内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不断深入，这样一种以现代彻底否定传统的态度已经逐渐被扬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对西方文明体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中国人从不同角度意识到，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古今之争一直是一个极为核心的问题。简单地以现代否定古代，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不能成为文明批评的基本前提。相反，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基本构架中实现美好生活，不仅是中国文明关心的课题，而且是西方知识分子同样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甚至可以说，在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最开始，古今之争就成为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众所周知，进入现代文明的两个核心事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以用古代批判现实为开端的。而且，这都不是简单的借古讽今。

无论文艺复兴对希腊罗马的热爱，还是马丁·路德向奥古斯丁的回归，都是非常认真的思想事件，而不是简单的政治策略。至于马基雅维里、蒙田、培根、霍布斯、洛克、牛顿这些现代文明的奠基者，无不对古典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可以说，没有古典文明的复兴，就没有现代文明；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就奠定在对古典文明的重新理解上。

到了十七世纪末期，英国的牛顿和洛克分别确立了科学理性与自由政治在现代精神中的核心地位，而法国知识分子中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古今之争”，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

启蒙运动的最高峰却是卢梭，这个明确反对现代文明的各种特点，甚至反对文明本身的思想家。卢梭对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深刻反思，被当作对现代性的第一次系统而深刻的批判，但这批判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却是对现代性的一次有力推进。法国大革命是这次批判的产物，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派也都受到卢梭的巨大影响，从此出现的左派思想也更成为现代性的有力推动者。

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和尼采分别从左右两个方面猛烈抨击现代性。虽然他们利用的资源不尽相同，而且对现代文明的具体诊断也不一样，但对现代性的否定却是一致的，而且他们的思想中都大量借助于古代资源。当然，批判的结果，又是再次推动了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受尼采影响的后现代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共产主义，分别成为现代文明在二十世纪最激进的表现形态。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因而为救治现代文明开出了一个又一个药方。而他们努力的结果，都是再次推进和丰富了现代文明的内涵，同时也成为下一轮现代性批判的靶子。

古今之争从来都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可以说，自从现代文明发生以来，传统文明就一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栖居在现代文明当中，并成为现代性反思自身和更新自身的重要动力。之所以说古今之争是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并不只是就历史经验来讲，而且是从现代文明的本质含义来看。对现代精神最有力的推动之所以往往来自传统文明，是因为古代文化本来就根深蒂固地包含在现代精神当中。我们知道，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经济增长、政教分离，等等，是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内涵。但这些并不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内容，因而现代社会的实质生活是不能仅靠这些观念来构成的。自由民主，只能给人一个可以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受外在约束的环境，但本身并不能保证人的生活幸福；科学和经济，可以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更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同样不等同于幸福生活。所有这些都只是为美好生活提供了最好的外在条件，但并不等于美好生活本身。美好生活，还必须有更实质的内容，而这些，正是靠古代的德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来填充的。政教分离，则是现代西方对自由地追求这种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传统的这些价值作底蕴，才有可能展开现代性的种种风景。自由、民主、科学、经济等等，只是现代文明的外壳，而使现代文明成为一个伟大的、普世的、有价值诉求的文明体系的，则是这些外壳所包裹着的内容。因此，现代从来没有离开传统而存在过。古今之争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现代和古代是必然矛盾的，而只是因为，当这个外壳忘记了、破坏了、压抑了其中的内容，或是变得与其中的内容不相匹配的时候，其内在的传统部分就会反抗和调整这个外壳。因此，没有古代内容的现代生活不仅是索然无味、不值得过的，而且是根本就无法存在下去的。

对于中国与现代的关系，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在一个基本的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当前的中国文明是否已经是一个现代文明？如果是，中国是在什么时候进入的现代文明？

如果不是，中国在哪些地方还不够现代？是经济上不够发达吗？政治上不够自由民主吗？文化上不够开放自由吗？

从1919年乃至更早，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开始现代化，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然是一个现代国家。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并不是因为中国不够现代造成的，而恰恰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集中反应；而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起到的并不是从古代到现代的这样一个巨大转变，而只不过是现代中国文明的内部调整。

与此同时，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国现代化得不彻底，不能让人充分满意。但这种不满意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反映的是一个极为悖谬的问题，即，中国之所以现代化得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她已经变得太现代了，我们已经过于强调现代的这个外壳，而没有充分发育外壳里面应该有的文明内涵，使我们的现代生活不够丰富，这从而也会影响到现代性的整体外观，使得一些现代制度好像永远无法在中国安顿下来。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认为，要充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恰恰是要努力发掘古代传统，才能使这个现代文明变得丰富而厚实。

现代中国的开端起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用更古老的希腊罗马批判基督教会，或是用奥古斯丁批判经院哲学。从五四的时候，对传统，尤其是儒学的彻底否定成为主旋律。于是，科学、民主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因而也就变成了没有内涵的、极为单薄的现代价值，而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中国的现代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古今之争当中开始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发展也是如此：

中国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革命也是激进的革命，皇帝打倒就打倒了，没留尾巴。而后面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不是原生，而是后发，不是主动，而是被动。这个过程，血流成河，泪流成河。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短短二三代人中前一批现代人很快蜕化为保守或反动势力，从而很快被新的、更激进的现代人取代的现象是世界历史发展史上至今的独一份。但所有这些发展都遵循较单一的现代逻辑，所奉行的都是这一套现代思想或那一套现代思想。讲传统的人不是没有，但大多要么成为死硬的复古主义而被历史抛弃，要么用传统文化来附会现代思想，削足适履地加入到现代文明之中。

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专制独裁说，可以说，近代中国学西方出现程度最高的就是两词，一个叫封建(feudalism)，一个叫专制(有人说翻译 despotism﹐有人说翻译 absolutism)。封建的特点是四分五裂，专制的特点是中央集权，两个词，本来相反。中国闹革命，是以反封建、反专制为旗号，这个旗号是从日文转译，从西方借过来的。过去，大家一直把封建和专制当一回事，甚至干脆捏一块，叫封建专制，这是误读。中国和西方，历史的路子不一样，最大差别是在政教关系。中世纪欧洲，简直是五胡十六国，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封建 贵族，比部落长老强不了多少，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中国正好相反，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宗教归 国家管。因此西方革命是分两步走，先借专制反封建，奉中国为榜样，再借民主反专制，连榜样一块反。所谓专制，不是despotism(专制主义)，而是absolutism(绝对主义)。绝对主义是西方的“初级阶段”。

再看中国革命，“反专制”一直是旗号。国民党、共产党都打这个旗号。专制和民主，两种政体，西方都有。它们怎么变成一黑一白，太值得研究。专制，本来是古典时代希腊对波斯的诬蔑，小国对大国的诬蔑。近代，这个概念被泛化，又被西方拿来诬蔑东方古国(东方专制主义)，诬蔑亚非拉，诬蔑伊斯兰国家，诬蔑共产主义。他们把专制主义与绝对主义、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一锅乱炖，混合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概念。有人说，民主是西方的基因，专制是东方的基因，更是扯得没边。如果西方光有雅典，没有斯巴达，没有马其顿，没有罗马，没有中世纪，还有欧洲吗？如果西方从来就 民主，它还闹什么革命？

因此说，认为只有西方的现代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一味按照西方标准进行自我否定必然会进入认知误区。因为对方提供的模式本来就是双重标准的。 事实上，如果真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在自由理性的现代外壳里面，填充古典中国的文化内容，那就容易很多了，也不会有前面超过一百年的血色。

当然，我个人虽然不能认同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对西方和现代的重大误解，但并不认为这个误解就一定是毫无来由的。要进一步理解这一点，还需要回过头来，再看看西方的现代文明架构。

西方文明传统对其现代性模式有着根本的影响，这不仅在于古代文明的传统始终包裹在现代制度的外壳之中，而且更在于，外在制度与内在灵魂追求的这种结构，本身就是其文明传统的产物。比如，当谈到基督教文化对现代西方的影响，要区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各教派，在现代政教分离的制度保证下，始终是很多人追求灵魂救赎的精神依托；另一个是作为文明架构的基督教文明，即，哪怕在不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现代国家，其政教分离的基本架构，也是按照基督教对灵魂、政治等的理解方式来设计的。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在现代西方的宗教自由政策下，佛教、伊斯兰教等非西方宗教都可以作为其文化内涵，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所有这些体系都必须遵循基督教文明中设立的政教关系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哪怕其中有再多的佛教徒，也只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

同样，我们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理解，作为各个文化体系的儒释道各家，应该成为现代中国人安置个体幸福的精神归宿，甚至由西方传入的宗教，也可以起到这样的文化功能，但是，这些文化体系所处的基本文明架构，却不能照搬基督教文明的架构。说得再直接一些：我们不能在基督教文明创立的现代制度框架下，仅仅填充中国的内容而已；不能将西方政教分离的架构简单拿到中国来，再用中国文化来填充其“教”的部分。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人，自觉不自觉地一直没有把自己套进这样一个西方架构当中，而是在寻找着自己的现代道路。只有在中国式的文明架构之中，才可能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把中国的古代传统变成塑造现代中国文明的有效资源。

在五四时期的思潮中，改变传统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伦理，就被当作了一个首要的问题。进入新中国之后，新的《婚姻法》更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革命中最成功的一个方面。而在西方的现代转化中，家庭革命并不是首当其冲的问题，甚至女性主义的兴起也非常晚。中国的现代革命首先从家庭开始，几乎可以类比于西方的现代革命首先从宗教开始。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革命后的中国家庭不再重要；恰恰相反，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家庭伦理仍然是最核心的方面，只不过，在现代的家庭中，必须从新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已。相应的，当现代中国人强调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时候，很少人从自然权利这样的概念出发，而是更多看重个体的人格独立，尤其是年轻人和女性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再比如社会概念，本来应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代观念，体现着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是实现自然权利的现代空间。但在现代中国一般民众的意识中，“社会”却往往被当作与家庭相对的，一个极为危险的领域，是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具备了相当的处世技能和防范本领才能涉足的。

此外诸如国家、政治、幸福等方面，都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的现代意识。这样一套现代观念，不是在西方那种教会与国家的架构中出现的，人们也没有从上帝或自然状态那里寻找独立自由的依据，更没有从所谓的神法或自然法那里为现代的正义和法律正名。没有这些理论根据的现代文明，怎么可能依循基督教文明的基本架构呢？

这样看来，现代中国不仅需要依赖完全不同的传统文明来建构其现代品性，而且要在更大的意义上，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文明架构。因为要形成这一套文明架构不可能照搬基督教文明，那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古代资源。虽然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并没有主动依赖传统资源思考中国的现代问题，但他们理解科学民主这些现代问题的方式早已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寻求现代文明架构的资源。只有充分利用这些古代资源，才可能使现代中国文明不仅能充分保障人的自由和安全，而且有助于实现人格尊严和幸福；才能使现代中国不仅富足繁荣，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能做到上述内容，中华文明就能在根本意义上挑战西方将自身价值当做普世价值的谬论。从而为世界多元化产生自己的贡献。但同时也正因为中华文明有这样的潜力，因此才会被西方的普世价值派视为最大对手之一，因而被全方位的在舆论上打压，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