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英的另一面人生之系列（1）

--文化精英的高智商无情商

作者： 小侠

陶渊明写了很多田园诗。他的诗被世人称颂：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酒徒。当他隐居田园后，诗人骨子里还是流着浪漫而自我的气血。他让妻子翟氏田间耕作，自己却整天在家喝酒写诗。渐渐地，翟氏对诗人有意见了，丈夫终日饮酒写诗，写的那些诗歌的纸张除了在家里到处堆放，也没有稿费，这日子到底怎么过下去呢。于是两口子的矛盾产生了，吵架成了家常便饭。陶渊明干脆我行我素，常常在家里烂醉如泥，喝醉了就躺在床上胡言乱语哀愁满怀。陶渊明只顾自己喝酒写诗，对五个饥饿的孩子懒得照顾。家里没米下锅了，陶渊明不愿意伸手去找乡亲借粮食。 陶渊明的五个孩子当中，有俩个孩子是被活活饿死了。贫困疾病交加的陶渊明，在晚年写下了凄凉的诗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看似豁达飘逸，其实诗里弥漫着失意忧伤，还有艰难人生的无奈。

很多的文化精英都有人生的两面性，他们在文字作品里柔情万种，但在现实生活里却是自私寡情，毫无家庭责任感。朱自清与父亲的矛盾与冲突，就是这样一个悲凉的故事。    

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年轻时曾经是书香门第富裕之家，并幸运地成为了徐州食盐专卖局长。因为这个肥差，朱父在徐州又新纳了两房妾即小四和小五（本来他有一妻和二房即小三）。为了应付红颜知己无止境的开销，朱鸿钧渐渐入不敷出，最后只得挪用公款以搏红颜一笑。朱父“挪用公款为红颜”的故事广传扬州，二房小三闻讯跑到徐州大闹公堂，徐州市井议论纷纷传为笑谈。上级领导闻讯后震怒，朱父随即被解职退赔还乡，还好当年没有“双规”制度，朱父不用住秦城。这就是《背影》这篇散文故事发生时“差事交卸，祸不单行”的真实背景。

朱父丢官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也不思悔过，他举债度日，还要摆老太爷的架子和尊严。他儿子朱自清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扬州八中当教务主任，月薪70大洋。从薪水的角度，请充许我给民国政府点个赞。朱自清每月交出一半给父亲贴补家用，这引起了朱父的不满。当朱父通过私人关系擅自去学校校长处领取朱自清全部薪水时，朱自清与父亲的矛盾终于爆发了，他愤然离家，辞职远行。1948年，朱自清在北京逝世。1951年，他的长子朱迈先，曾经长期在国军中当卧底并策动起义拥护中共，却被中共以双重间谍罪镇压。

纵观历史和现实，很多的文化精英，其实是高智商无情商，他们是生活上的低能儿，更是政治上的白痴儿。当年中国的文化精英，包括那些留在大陆和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在民国时期拿着很高的薪水和稿费，自由地发表文章，自由地批判民国政府，自由地拥护中共的红色革命。令人讽刺的是，他们却在中共的镇反、反右和文革等运动中，被中共屡次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1952年回国的哈佛大学博士董坚毅，1955年支援大西北，19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1960年饥荒袭来，董博士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精英，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更多中国文化精英的可悲下场，可以参见“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和“右派夹边沟劳教纪事” 。不过，这也是他们高智商无情商造成的“自食苦果”。

如果你是一个充满家庭责任感、有智商有情商的正常人，你可以欣赏文化精英的文学艺术作品，但是不要学习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更不能听从他们幻稚自我的政治社会观点和见解。（敬请关注我的下一篇文章《文化精英的另一面人生之系列（2）》，从哲学的历史角度，告诉你为什么文化精英热衷于“同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