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61年2月。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五岁，刚刚开始记事。1976年文革结束，我十五岁，初中毕业。1978年我高中毕业时考上大学，被称为幸运的一代。比及早我几年出生的“老三届”以及父辈，也许是幸运。但对于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受到的扭曲和毫无人性的教育的一代来讲，无论用什么标准，都是摧残。下面是我作为一个小孩子在十年文革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其中的荒谬现在的孩子大概难以理解。

                                       （一）武斗

1966年我五岁。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件是我得了急性肝炎。能够记住，是因为从此我每天可以吃七块糖。后来知道是因为“糖养肝”。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是从糖罐里挑出我最喜欢的七块。至于那七块糖是一起吃掉，还是其它吃法，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第二件也和肝炎有关。有一次去当地最大的一家医院看病，一进医院大厅，就吓了一跳。医院地上摆满了躺着伤员的担架，从门口一直排到走廊的尽头。普通看病缴费的人只好沿着大厅的墙站一圈。父亲拉着我的手在担架的空隙中穿过。其后打针看病的过程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父亲带我回到大厅缴费的时候，我脚下就是担架，担架上的人离我很近，我很害怕，慢慢地向一边挪，很快就挪到另一个担架边，然后又挪向另一个，一个一个地看担架上的人，我一点点地向远处挪。担架旁边没有医生或家属照料， 有的伤员已经绑上绷带，有的还在流血，有些人在呻吟，有些躺着一动不动。我越看越害怕，不知不觉中从大厅挪到走廊。走廊很长，地上同样是满满的担架，和躺在担架上的人。我还没挪到走廊尽头，父亲匆匆地赶来，拉起我的手，急急地离去。回家以后我从父母那里听到地下躺的人是因为“武斗”受伤。

                                      （二）大字报

文革开始时，我母亲是当地一份晚报副刊组的副组长，换句话说，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1967年1月，母亲刚生了妹妹还没满月，在家休息。一天下午我正和小朋友们在楼下玩，五六个“叔叔阿姨”提着一堆东西，有说有笑，走过来问我们：XXX（我母亲的名字）住在几楼几号。小朋友们告诉他们我家的门牌号码之后，兴高采烈地跟着这些人去了。我愣在原地，大概猜出他们要干什么。邻里已经有好几家被贴了大字报，比我大一点的，还能背下大字报的内容，遇到被贴大字报的人时，会高声背诵大字报的内容。不会背的，就高喊“打倒XXX”。我藏在楼下单元门口等来的人离开，听不到上面的声音。等了好久，终于那几个人下楼走了，我跑上楼回家，看到家里的大门和里屋的门框上各贴了一张大字报，进出门只能从大字报下面钻。这时，父亲正在小心翼翼地设法把贴在门框上的大字报揭下来。我知道大字报是万万不能揭的，小朋友讲过有人揭了大字报被挨打。对面楼里有一家的门被钉死，出不了门，只能用一根绳子栓一个小筐，放些钱，从楼上顺下来买牛奶。我吓坏了，连哭带喊，拦着不让父亲揭下大字报。不记得父亲是怎么给我解释的，只记得天擦黑的时候，父亲把揭下的大字报转贴在楼下单元门口。

                                    （三）“我要自杀”

有了妹妹，家里请了阿姨，我就不上幼儿园了。因为母亲被贴了大字报，出门玩常常挨小朋友打骂，母亲便不让我下楼玩。在家憋得难受，我常常和阿姨闹别扭。我家住在楼上三层。1967年春的一天我正趴在窗口向外看，阿姨数落了我几句，大概是说我不听话，衣服穿的脏之类，我张嘴就甩出一句：“你再说我，我就跳楼自杀” 。只记得阿姨飞奔过来，一把把我抓离窗户，接着就是一顿打。阿姨在此之前并没打过我，这一顿暴打把我吓坏了。母亲下班回家，阿姨马上“告状”，说我要自杀。第二天阿姨就离开了我家，无论母亲如何挽留，阿姨再也不肯照看我了。以后母亲几次问我为什么要自杀，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时候，高音喇叭里常听到“某某某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批判稿，这时大人们常常神秘地议论自杀。从大人的话语中，我感觉出“自杀”是个吓人的字眼。

一年以后，我的第一个小学老师，一年级的班主任，一位漂亮年轻的朝鲜族姑娘，在上班车时不小心脚踩在掉在台阶上的报纸，报纸上正好印着毛像。老师被因此打成现行反革命，没有多久就自杀了。

                                         （四）写反标

196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学会写“毛主席万岁”，还学会写“打倒刘少奇”。那一年，学校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因为写“反标”（反动标语）被学校批判。孩子的父亲，也是我父亲的同事，被认为是教唆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父母常常告诉我：不要乱说，乱写。有问题，除了父母，谁也不可以问，老师也不可以。

我们住房的结构是两家共用一个在走廊上的厕所。和我们共用厕所的一家有三个男孩，老大比我大三四岁，最小的和我同岁。因为父母不许我下楼玩，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

一天下午，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开始想“反标”的问题。父母曾经告诉我，不可以做坏事，做了坏事，总是会被人知道的。写“反标”是坏事，如果我悄悄的写一个反标，不让别人看见，别人怎么会知道？想来想去，认为别人一定不会知道。于是蹲在家里的地上，用手指写下“打倒毛主席”几个字，等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生。用手掌把字的痕迹抹了，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可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如果我写的“反标”让别人看见了，但没看见我写，会知道是我干的吗？一定不会！我走到两家合用的厕所，开开灯，插上门，在白灰墙上用指甲工工整整写下了“打倒毛主席”五个字。写完了，在厕所等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生，心放下了，也就忘了。

大概一两天之后，隔壁家的老二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小刀。我问他为什么。他很神秘的告诉我，有人在厕所用小刀写了东西，他想知道是不是我。我立即明白是什么了，赶紧说没有（确实没有小刀）。我马上去厕所看，发现反标已经不见了。紧接着隔壁老三来找我玩，说他父母罚他一个星期不许下楼，说他在厕所写了反标。我立刻紧张起来，生怕他们找我父母。这事后不久，厕所门装了一把锁。没有人发现反标是我写的，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几年前才告诉父母，知道邻居从来没有和我父母提过这件事，他们也不记得邻居用什么理由提议给厕所门上锁。

本来以为这样的事，只会在我这个好奇的“傻孩子”身上发生。一次和同龄的先生提起写反标的故事，他说“我也写过”。同样是因为好奇，同样是小学一年级，写同样的标语。先生是用树棍，在学校操场的地上写的。写完之后，刚好被同班的另一个男同学看到：“你写反标，我要告老师！”先生马上用脚抹掉字迹，“没有没有，不是反标”。还好那个男同学没有追究。

                         （五）“不是贫下中农子女的举手”

小学是在父亲单位的子弟小学上的，班上共二十几个同学。大概是上二年级时有一天（69年或70年），父亲单位开大会。按照惯例，子弟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会上先是揪上台几个已知的“坏人”，再上来几个人依次念批斗文章。我正开小差的时候，忽听一声大喊，“把特务xxx揪上来”，于是我同班一个女同学的父亲被几条大汉揪了上去，接着几个人将罪状念了一通。然后又是一声吼，“把xxx揪上来”，是同班一位男同学的父亲。又是几个人将罪状念一通。这回记住了一句，“他们家的地比大地主刘文彩的还多，他是比刘文彩还坏的地主”。这时候的父亲，已经有人给他写过大字报，说他是特务嫌疑，我战战兢兢地熬到会议结束，还好，这次父亲没有被抓。散会后吃忆苦饭，一个糠窝窝，一碗菜粥。我勉强喝完了菜粥，糠窝窝实在吃不完，悄悄的给了同在食堂吃忆苦饭的父亲。

下午回到学校，先看到那位父亲在上午被揪出来的女同学站在教室门口，迟迟不肯进教室，直到老师来了她才进去。上课，班主任老师先让“家庭出身是贫下中农的举手”，大概一半的同学把手举了起来。班主任接着说了一些我已不记得内容的话。然后问：“家庭出身是地主资本家的站起来”，几个同学站了起来。班主任又说了一席话。“不是贫下中农子女的举手”，我和几个同学把手举了起来。班主任开始一一问举手同学的出身，有城市自由职业，也有富农。轮到我了，父亲户口本（也可能是一个别的证件）上的出身是“小土地出租”。没有别的同学和我一样，我也不明白“小土地出租”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身，不敢贸然说出，于是说“不知道”。顿时全班一片哄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出身？连站着的“地主，资本家”的子女都在笑，我认定这个“小土地出租”一定是一个很坏的成分，坚决不说。

                                      （六）作文比赛

1972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春节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到南方的一个县城看望外婆和姨妈一家。姨妈家的小表哥比我大不到一岁，我们俩在一起玩的很投机，只有一点，无论玩什么，总是他赢。于是我要求玩我认为自己擅长的，比赛写作文。“东风吹，战鼓擂，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我洋洋洒洒写了几大篇，十分满意，大声读给当中学语文老师的姨妈，请她评分。然后表哥读他的作文，“……你这个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要坚决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表哥的作文原来是写给我的“大字报”，用了许多我从未听说过的新词。而且，他的大字报不是他的原作，而是把别人写给他的父亲的大字报原样抄下来给我了。表哥的作文课上除了写大字报，从未写过别的。

姨夫是县里的一个小干部，被打成“走资派”，每过不久，就会有人送张大字报来，表哥正是记性最好的时候，一会儿就背下来了。

                                            （八）转变

1973年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家长们从湖北干校回来了。学校似乎也从大批判中安静下来。语文课文里除了毛主席诗词和语录外，有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白居易的“卖炭翁”。我喜欢读书，功课虽不是班上最好的，至少是中等以上。不过老师依然不“喜欢”我，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入了少先队，我却总也不够格。这年冬天，学校传达了张铁生交白卷的消息，没过多久，又传来黄帅的“事迹”：“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对于一直努力却得不到老师首肯的我，这实在是个希望。

初中，我升学到山大附中。 我不再是一个害怕老师，听话却得不到老师认可的“受气包”，在同学中也有一些号召力。附中的初中部在平房，没有暖气，同学们轮流值日生火取暖。有一天午饭后回到学校，几个同学在一起抱怨语文博老师留作业。我们决定“治治”他。离上课还有几分钟，在我的建议下，我们把教室的烟囱堵上，在煤炉里又加了一些碎煤，一时间满教室都是烟。这时候全班人都站在教室门外，看到博老师快到了，才打开教室门进去，大家一起咳嗽。博老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说一句话，离开了教室。我和同学们一起欢呼地涌出教室，当时很开心，但博老师在教室门口站着的形象和表情，我却一直都记得。

1975年，我以反映中学教育革命的话剧《风华正茂》为样板，编写了一部反对师道尊严的四幕话剧，和同班同学一起在十一联欢会上演出，得到学校领导很高的评价。一位老师还让我改改，送出去发表。我把剧本带回家，请母亲帮我出出主意。父亲读完剧本，不仅没有夸奖，还来了一句“这还不如我小学时的水平”。我一听，顿时就火了，“你污蔑文化大革命！”父母平实对孩子相当平等，顶嘴也时有发生，但父亲对我这句还是吃了一惊，“不可以瞎说，我怎么污蔑文化大革命？”“我是文化大革命中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我在班里是好学生，你居然说我这个初二的学生还不如你这个解放前国民党培养的小学水平，这不是污蔑文化大革命？你其实还污蔑了新中国！”我不记得这次谈话是怎样结束的，只记得父亲非常生气。我的话剧最终也没有送出去发表。

                                       （九）文革结束

1976年9月9日，我和母亲在家。我开着窗，费力地洗被单。忽听楼下的孩子说“毛主席死了”。几个月前，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按说不应吃惊，但我还是被吓坏了。定了定神，楼下传来更清楚的一声“毛主席死了”。我站起来，对母亲大声说“快开收音机”。母亲大概听出我声音中的恐惧，问我怎么了，我是绝对不会说那句话的，对母亲也不会。万一说错……“你开收音机，快点”。收音机里传出哀乐，不用说，是真的。

这一年，我上高中，77年4月，我们班到分校（农村）劳动一个月。这是我第二次去分校，在分校，我入了团，并评为劳动积极分子。二两一个的窝头，我早饭可以吃三个。我可以为炊事班挑满满两大桶水走很远的路，我还可以推着装满土的小平车在泥泞的道路上小跑。分校回来以后，恢复高考成了最大的新闻。但是我在第一次数学考试时连f(x)= ? 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十年，一代人在没有信任，没有法律，没有公理，没有知识的环境里生长。在恐惧，扭曲，疯狂，饥饿中生存。文革中喜欢用根正苗红形容一些人，在文革中生长的一代又不知该怎样形容，根歪苗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