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对夫人燕妮忠贞不渝，竟然与相貌、教养都与燕妮相差甚远的女佣海伦共赴巫山，珠胎暗结，引发与燕妮的婚姻危机，最后老马那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睿智大脑灵光一闪，想到了他的亲密战友“王老五”恩格斯，恩格斯于是替朋友两肋插刀，不仅向燕妮谎称自己是那孩子的父亲，还将这个男孩抚养成人。

    最近程映虹先生写出了洋老马这段轶事的细节，十分耐人寻味。 

    程先生说：“一个欧美大学者和思想家有个把情人和私生子算不得丢脸的事，只要他不把自己当作完人，他的崇拜者也不把他当作圣人。一旦把自己看作象普罗米修斯那样给人间播火的圣徒，而崇拜者们更把他当作上帝一样顶礼膜拜，连他的婚姻都神圣化，那么任何品德上的瑕纰，或者任何一个家庭中都可能有的隐私都会变成摧毁信仰的重磅炸弹，无数只手就会严严实实地把它们遮盖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今天在所有仍然把这个大胡子犹太人的画像挂得高高的地方知者寥寥的原因。” 

    由此我想到如今正在见坛上议论得火热的鲁迅。鲁迅的可悲其实不在于他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是我们的伟光正不由分说地把他神化为根本没有缺陷、甚至缺陷也是美德的圣人。 

    这是一场迟早会被揭穿的骗局，果不其然，当鲁迅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大家看见他是一个鼠肚鸡肠、睚眦必报的小人，偷看弟媳洗澡的色鬼、日军入侵便躲进内山书店的懦夫，总之，私德不值一提。私德的缺陷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成了一颗颗摧毁鲁迅的重磅炸弹。 

    其实，鲁迅的私德尽管不好，但是他的缺点只是人性的弱点，是和很多人共同的弱点。何况他并不是政治家，不掌握国家命脉，就像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无行，除了给当事人造成痛苦以外，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破坏作用几近于零，诸君花费如此之笔墨揭批鲁迅的“生活作风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若论个人生活的荒唐，萨特恐怕在鲁迅之上。西蒙德•波伏娃曾在回忆录中写到老态龙钟的萨特仍拥有数名年轻貌美的情人，将波弗娃丢在一边。然而没有人因为这些“生活作风问题”去否定存在主义的价值、否定萨特的思想成就，这就是西方人与我们的不同。如果我们把鲁迅还原成和同时代的林语堂、叶圣陶、茅盾、沈从文一样的普通文人，还会对他如此苛求么？ 

    当圣像倒掉之后，肯定会面临一个批判和反思的过程，这是必要的，但是围绕脐下三寸打转的道德批判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我等凡夫俗子可能有的缺点，再伟大的导师、旗手都会有。倒是这些所谓导师和旗手的思想言论，到底对后世起了哪些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应该是我们亟待发掘和研究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对这些倒掉的“圣人”，应该采取历史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 

    依我之见，洋老马那不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所谓“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原则，才是殆害后世的毒瘤，危害远比他和海伦的那宗糗事要大得多。我倒觉得假如海伦有杨贵妃那样令“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花容月貌，让洋老马写完《资本论》以后“从此导师不早朝”，靠《资本论》的学术成果当个经济学教授，不要拿什么暴力革命理论去害人，倒是地球人的造化。 

    同样，鲁迅的害人之深，不是什么偷窥入浴或是包二奶，而是如老芦所说：“鲁迅造的最大的孽，是他开创了“骂人文学”，流风余韵至今无从消除。鲁迅是将骂人化为艺术的古往今来第一人。因为骂得巧妙，骂得刻毒，骂得高明，其中的艺术魅力就风魔了一代又一代，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模仿者，使我们的青年变成轻狂浮躁，不去踏踏实实做学问，只知开口骂人的痞子。” 

    老芦对于鲁迅的肯定，我也深有同感。即“对‘国民性’鞭劈入里的解剖促使国人第一次反省自己的劣根性。” 

    糟的是目前对鲁迅的批判，有的连道德批判都算不上，遑论一分证据一分话，简直就像文革专案组那样，以一些捕风捉影甚至子虚乌有的细节，给鲁迅罗织罪名。楼下有篇《为什么你们对鲁迅那么宽容》，便给鲁迅戴了顶“媚日”的大帽子，但是作者又找不到像样的通敌证据，就把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说成是日本特务，其理由曰：“一是他曾代为管理日本皇军的军事胜利品——中国的出版社和书店，二是他在战败后是上海几十万日本“侨民”（以日本民族的特殊性，称其为侨民是很不准确的，实际上二战中每一个日本国民都是一个没有穿军服的皇军）公推的领袖。 ” 

    内山曾经接管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该公司根本不是中国的出版社，而是1917年由美商创办，地址在上海南京路78号(后改南京东路160号)。主要业务是经营进口欧美图书杂志、教科书、参考书的发行，也经营出版业务。1935年时资金约100万元，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西书出版发行单位之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一度成为内山书店有限公司的一个分店，日美宣战，美商撤走，由内山书店接管，这与帮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还是有区别的吧。何况出版社也不是什么军事战利品。抗战胜利后，中美图书公司仍由美商经营，后来则被中国人买下来。 

    至于侨民领袖一定就是皇军，就一定是赞成侵略战争，这种逻辑只能蒙骗小孩子。波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家》里那个犹太音乐家曾经受到德军军官保护，这其实是电影原著者的亲身经历。既然穿着法西斯军服的人都会对战争感到耻辱，那么没有穿军服的侨民就一定是铁板一块么？ 

    很多批鲁文章喜欢拿鲁迅和日本人的交往说事，大有不在“民族气节”问题上让鲁爷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罢休的气势，但是下笔洋洋洒洒最终却拿不出一点像样的钢鞭材料，证明鲁爷曾经在与日人的交往中出卖了民族利益。批了半天鲁，文章里还是透着一股“鲁”味，那“轻狂浮躁，只知骂人”的痞子魂，闹了半天还附在批判者的身上。从而证明鲁爷的毒素的确是渗透了我们的骨髓，不可救药。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