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把握可以让比尔后悔。我自己很清楚。但是那一刻，我还有什么比装逼更能报复比尔的呢？武器在手，你应该战斗。没有武器，装逼就是战斗。

比尔说的没错，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除了法律，我想不到任何的方法惩治比尔。如同我的律师所说，从法律上说，他已经破产，享受法律的保护。而他新设立的公司与本案无关。

在那个案子之前，对于美国法治的认识，我像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充满了幻想。显然，美国梦麻醉了我们的神经，因为那个梦境太唯美。在梦境里，美国的法律一定是公平的。比尔欠了我二十个货柜的货，欠债还钱，是正常不过的案子。当然，从民事诉讼的法律角度说，我打赢了官司。但是，美国的破产保护法，却让他可以不用还钱。两个法律从各自的角度说，都是公平的。但是绕了一圈，回到原地，公平就不见了。相反，律师赚了两次钱。不过，也许就如同那个陪同我去比尔的公司强制执行法庭判决的警察所说的那样：这里是洛杉矶！

不过，上帝是公平的。这是修女Elena每次都要提到的话。那天就是如此！和比尔的官司虽然赢了，却是一个大失败，他申请了破产保护。但是，我却也在那天第一次见到了你，朵儿。这就是上帝公平的地方，总会给我们提供一种平衡，给我们生活下去的希望。哪怕就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光，也会让黑暗中的玫瑰显示出美丽的红色。

那天，我认识了你，朵儿，一个……我到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词描述的姑娘。在我心里，你是爱情永远的象征。有无尽的甜蜜，不，不，甜蜜仅仅是爱情所有佐料中的一份而已。相反，爱情里充满了酸辛、思念、愤怒、甚至悲苦的滋味。在认识你之前，我也有过爱情的经历，但是比较起来，那些都像是麦当劳快餐，而你这次却是满汉全席，我们开始认识的那个整个过程，就是一次豪华的视觉享受。当时，我离开高等法院的台阶，走进我的皮卡车，突然接到了魏胜春的电话。

魏胜春从来不会介绍自己是一个商人，一个做移民生意的商人。相反，他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诗人，一个民运诗人。他会坐在办公桌的后面，那桌面永远是铮亮铮亮的。对那些上门的客户，他首先会拿一本书给人家：“看，这是我的诗集，4月65日。”

然后，他停顿下来，得意地看客人疑惑的表情。

“为什么是4月65日？不是6月……”他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而且也不是一个相信别人的智商的人，所以，他干脆直接启发客人。其实，他的那些诗在一个严肃的诗歌爱好者来说，不过是把一些散文长句分隔成短句子而已。不过，这现在好像已经成了诗坛最流行的格式。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再看诗。免得总有一天，那些诗人们把小说也分隔一下，当作诗歌发表。那，也太浪费空间了。

魏胜春向客人介绍他的4月65日，并非为了显示数学。他是要引导客人知道他的背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可是著名的学生领袖。当然，仅仅局限在他生活的那个城市。他常常遗憾的就是，那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这造成他虽然在当地的小县城拘留所里被关了两年，却没有成为海外新闻媒体上的著名人物。甚至，连一条关于他的新闻都没有。为了这，魏胜春一直到今天还愤愤不平，否则的话，他何必需要自费出一本诗集，来向那些到他办公室来申请政治庇护的难民，说明他这样坚硬的背景呢。

我到洛杉矶，就是魏胜春接的机。直接到他的办公室，在洛杉矶夫的一个华人集中的城市阿罕布拉市的威立大道上。一个小小的门面，狗皮膏药一样地贴满了与移民有关的生意内容。从留学中介、投资移民到政治庇护，应有尽有。简单一句话，只要是打算从中国来美国的，无论天上飞过来的还是海里游过来的，他都可以提供服务。

“哇塞，大老板呀。这么多项目。”

“嘿，那是。”魏胜春手忙脚乱地在挎包里找门钥匙。我注意到一根横过他门前的电线上，挂了一双黑色的运动鞋，两只鞋子通过一根红色的鞋带子连接着，被太阳投射下来的阴影像天使的翅膀一样，落在他的房门上。

“呵，富人区呀，那么新的鞋子，就有人舍得扔电线上。”

魏胜春开了房门，回头看了一眼那鞋子，有点儿得意：“兄弟，老外了吧。那是一青堂的标志。从这条街开始，就是他们的地盘了。”

“一青堂？”我一边重复着这个新名词，一边进了屋子。一股子霉味扑面而来。在打开了贴满了狗皮膏药的门后，是一间大约只有15个平方米的小屋。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办公家具以及成摞的书籍文件。当然，少不了的，一地的烟灰。这就是魏胜春在网上吹嘘的位于洛杉矶繁华黄金闹市中心的办公室。在一个犄角旮旯里摆放着的一张行军床，上面虽然也堆满了凌乱的物品，倒是与这个办公室相得益彰。

魏胜春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本书，递给我：“看，我的诗集：4月65日。送你一本，有我签名的。”

“算了吧，等你获得诺贝尔以后吧。”

“咳，不要小看人，今年台湾的海外文学奖就提名我了呢。”

魏胜春跳到一张凳子上，伸手摘下挂在墙上的一张大幅的照片，递给我看：“看，汪同庆，昨天刚刚来我这里聊天，我还提到你呢。”

这让我糊涂。来洛杉矶之前，我们网上聊天，魏胜春对于汪同庆还一直不服气的。按照魏胜春的说法，汪同庆在美国属于典型的占着茅坑不拉屎，挂着被通缉头名的招牌，把所有的公众捐款都当作了自己私有财产。而对于民运却不闻不问。当然，听到魏胜春提到茅坑的时候，我就已经失去了再听下去的兴趣。很简单，美国没有茅坑，只有马桶。一个还没有进化到马桶的民运分子，不会有好茅坑。

但是在照片上，魏胜春却是喜笑颜开的和汪同庆拥抱在一起。

“你们关系不错啊。”我略带讽刺地说。

“咳，有他的照片，那些偷渡的就相信我能够替他们办成政治庇护。”

“你给他提成吗？”

“这个真没有！”

“有了你小子也不会说。纽约那边，那些搞政庇的公司，有的就是这些民运领袖搞得呢。”

对于我来说，汪同庆只是记忆。从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瞬间，我就强迫自己把过去的那些经历留在中国。虽然到美国后，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些曾经有过共同的80年代末经历的朋友，但是我理性地把和他们的联络都仅仅局限在网络上。

这不是说我后悔在中国的大学时代所做的一切。不，即使为了对得起那些曾经把我背铐在暖气片上一天一夜的警察，我也绝不会说出“后悔”两个字。

但是，到了美国，我只想有一个全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