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2年起，梁培基全力经营制药业。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短短十数年间，梁培基药厂已发展成为广东药业翘楚，而其“镇山之宝”发冷丸，更是远销到美国和南洋等地，年销最达100万瓶。这时的梁培基，已是名闻遐迩的巨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另一个更为朴索的身份——医生，更没有放弃尽一个典型医生的天职——解除疾苦，救济苍生。为此，他创办了著名的光华医学堂(中山医科大学前身)和光华医院(国内最早由中国人自办、中国人任教、用中文讲课的西医学校和西医医院)；而为普及医疗卫生知识，他还创办了《医药卫生报》。

在中国，“为富不仁”或“为仁不富”早已是一条似乎无须验证的定理，但梁培基的所作所为，却处处与之相悖。这只能说，某些人是不能归类的。正像他的挚友潘达微一样，梁培基也是个天生的仁者兼通才，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医生，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典型的“良人”——良心、良知、良能“配置齐全”。万事本无是非高下，关键在乎存心；至于成败利钝，毁誉得失，则无碍君子之行。梁后来还做了不少“功德”，亦不过是为此多增添一些佐证罢了。比如最为时人称道的两件：一是主持创办广东首家“旅馆医院”——珠江颐养园留医院，二是开发从化温泉。

在为开发从化温泉竭力奔走的时候，梁培基已上了年纪，但一如往日活力十足、勤勉过人。他属于这样一种人，这种人的天性就是对生命和“人”充满了深切的热情和爱。从年轻直到晚年，梁培基始终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各种“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并将它们与百姓疾苦、民族命运和社会进步紧密地连在一起。在资助名士潘达微创办广东第一份平民画报《时事画报》以及反对清廷的革命活动中，在为对抗“洋货”而进行的一系列兴办实业的经营实践中，都跃动着他的身影——尽管挫折与失败也曾如影随形地相伴其间(其所创办的中华汽水厂、民众烟草公司和富强炼奶厂等先后破产)。

不幸的是，战争到来了——它粗暴地打断了无数人的正常生活，也包括梁培基的救世之道。1941年冬，避居香港的梁培基被迫又回到早已沦陷的广州。战争结束后(1947年)，梁在故乡顺德安然辞世，享年72岁。

童年时代，梁培基最熟悉的一件物事，大概就是木船。他的父亲梁奕乾既是一个造船匠，又是一位船坊主。由于长子早夭，他便将承继家业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次子身上。偏偏梁培基对装船不感兴趣，虽然堆在房前屋后的大大小小木船，曾经是他成长的主要背景，以及了解世界的开端。见此，父亲又把他安排到友人所开的商店当学徒，想让他沿着商人的阶梯一步步向上攀登。但儿子仍无兴趣，不久便辞退回家，再度令父亲失望。恰在这时，父亲的好友力劝他到外国教会开办的博济医院学医，梁为之所动，决心前往一试。但母亲何氏却坚决反对，因为她深信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洋人会勾魂摄魄的邪术，惟恐年方二十的宝贝儿子被害。后来，见丈夫已答应，才勉强同意，但一定要儿子改名“培基”(取培本固基之意)，才肯放行。就这样，梁培基终偿所愿，读上了他理想中的西医学校。

尽管我们无法完全了解梁当时的动机，但从事后的结果看，梁的选择肯定含有济世救人的初衷。而这不能说与他的出身和从小生活的环境没有关系。船本身就是一种渡河济水的工具，并且很早就被当作一种“济世救生”的象征，如“慈航普渡”、“苦海津梁”等等。梁后来成为一个终生在探索“济世之道”的医生，也许是一种宿命。

梁培基的“发达”是从炮制“发冷丸”开始的。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是疟疾造就了他。但深入探讨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是知识，或曰知识的力量，使梁培基成为那个时代的财富英雄。

如果不是掌握了西方医学的专业知识，不具备一定的中医学术基础，不拥有对社会民生的广泛了解，“梁培基发冷丸”的问世，就是难以想像的。当然，梁的精明及其出类拔萃的创意，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在今日的“知识经济”和梁培基的创富历程之间，明显可以看出一条连贯的脉络，而这显然富于启迪意义。

用广州人的话来说，梁应是典型的“食脑一族”，绝对属于那种最先懂得把知识通过专业+创意+广告而转化为财富的“经济先知”。其他不说，仅看梁为推销“发冷丸”所作的广告策划，即使在广告业发达的今天来看，你也不能不由衷叹服。那则广告是这样的：第一天，报纸上只刊登“梁培基”三个大字(立即便引起读者的好奇)；第二天，在其后多加一个“发”字登出(此时读者已议论纷纷：你梁培基“发”了，也不必广而告之吧?)；第三天，续添一个“冷”字(奇峰突起，爆笑的喜剧效果将广告效应推向高潮)；第四天，再将“丸”字推出。至此，整条广告完成。“梁培基发冷丸”于是妇孺皆知，梁培基的大名也不胫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