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美三大革命在近代史上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理念的不同分别带来结局的不同：和平的君主宪政;血腥暴力的破坏；神本至上的共和宪政。

接下来，尝试做一个扼要的比较：

一   法， 英革命的不同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是法国的封建制度造成长期“君权和神权”与“贵族和平民”间的紧张关系，连年战争更是造成多次财政危机。在“七年战争”之后，法国国库空虚，路易16为了纾困，一方面向穷困百姓抽加重税，一方面贩卖官爵给有钱人以增加收入。结果长期的民怨终于一发不可收拾。暴民攻破了代表专制压迫的巴士底狱，揭开了革命的序幕。 可是，“弑君”这种观念当时还是绝无仅有的。人们起初并不想革掉法王的命，只希望改善生活。

       但有个问题是：为什么法国人在《人权宣言》中说得那样动听，却在行动中完全变了样呢？大革命原本追求的是自由与平等，然则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呢？

        英国下议院辉格党的领袖人物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是西方现代保守主义的巨擘和始作俑者。他一向强烈支持美国殖民地人民的权益，反对王室特权。但是当1789年巴黎的巴士底狱被攻破时，他立即表示反对，并且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当时的英国舆论界和知识界绝大多数都为巴士底监狱被攻破而欢呼，这本书让大多数人跌破了眼镜。在整个法国大革命中，他成为英国最早，也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与美国的约翰.亚当斯隔洋呼应。

       伯克在书中预言，法国大革命将会带来灾难性的结局，导致军队的抬头和制造军事独裁。伯克并非职业预言家，只是从他新教的理念分析，所谓的“理性的基础”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忽略了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单在抽象的层次讨论人对食物和医疗的权利有什么用？问题是如何取得食物和医治。我们需要的是农夫和医生，不是教授。”

        他尤其怀疑以启蒙运动为起点的卢梭，伏尔泰，和杜尔哥（Turgot)的学说。这些人不相信神启的道德秩序和原罪，伯克认为他们过分乐观，简化了人类社会的问题。

        根据伯克新教和辉格党的立场，他虽然反对君权神授说，也反对人民没有推翻压迫性的政权的权利，但是他也没有把人权绝对化。他主张渐进式的，以宪法为主导的改革，而不是革命（他却坚决赞成美国的革命）。他注重私有财产，传统，和固有的道德价值，鼓励公民对社会秩序的参与。他强调，一个建立在抽象的自由与人权的政治教条极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导致专制政权的产生。因此，他主张用宪法保护人民具体的自由权，以防止政府的压迫。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伯克主张用宪法来保护人面对利益，但不要忘记他的思想理念来源都是源自他的基督信仰。（类似情形同样出现在被大陆人误读的约翰.洛克及那本思想巨著《政府论》）。

        见诸法国大革命后的无休止的派系斗争，残酷手段和恐怖统治，伯克的确有先见之明。在1790年反对法国革命时，他是众矢之的。但是到了1795年，仅仅过去五年，全英国几乎找不到一个支持法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了！

       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英语国家，在对上帝主权的信靠中，脱离各种传统主义，特殊主义对世界的割据，建立了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观及制度规范。并在“因信称义”的圣经教导中，唤醒了每一个个体位格的真实，尊贵和责任，从而激发出源源不断的个人主义的创造力。

        然而主要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欧陆国家，则以反基督（新）教的精神，在对人类理性的信靠中，建立了另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观。这一替代性的世界观的谱系中，即衍生出了communism,也衍生出了fascism和各种极权主义。

二   法 美 革命的不同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在性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牵涉到相同的人物、例如，当法国革命爆发时，美国《独立宣言》的撰稿人杰弗逊正好出使法国。他个人在法国《人权宣言》的写作上受到咨询。他和许多美国的立国者也坚决支持法国大革命。可是，两个革命的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一个（虽不完美）带来相当成功的宪政共和，一个却带来了恐怖统治和接下来将近一百年的“不断革命”。这其中不仅仅是“加尔文主义”与“启蒙运动”的简单对比。

      美国的宪法和《权利法案》（1789年设立，1791年通过）可以看作是1251年英国《大宪章》和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的延续，修正和扩充。它们也影响了法国共和（1789年《人权宣言》，1792年宣布共和政体）。在字面上，《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一个重要不同点是：法国人没有提到这些权利的来源，因为是自明的，而美国人则声明一切为“造物主”所赐予的。这个差异从而也反映出卢梭和洛克的差异。（法国包括罗伯斯庇尔在内的所有主要角色，都是卢梭和伏尔泰的忠实信徒）。

         美国的革命驱除了“祖国”对殖民地 的控制，但并非消灭君权。法国因为使用暴力废除了君权和神权，所以法国大革命可以说在意识形态上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恐怖）领域，这种意识形态也刺激了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所以法国大革命也被称为后世祸乱之头。

        有趣的是美国与法国大革命基础理念不同，两个表面上类似的事件，竟然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神学教授卡森（D.A.Carson)出版过一本书，叫作《基督与文化的重建》。这本书是回应理查.尼布尔（Richard Niebuhr)1951年的名著《基督与文化》中所提出的问题。在讨论“政教分离”的时候，卡森特别关注到美国与法国大革命期间不同的地方。

         卡森认为，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观点很值得重视。1939年二战前夕，德国著名神学家和殉道者迪特里希.潘霍华来到美国访问（他是应理查.尼布尔的哥哥，神学家茵霍尔德.尼布尔的邀请）。他在研究了美国的宗教和政治间的互动关系之后，心情很复杂。

      霍华如是说：“美国的民主不是建筑在“被解放的人类”身上，相反的，它是建筑在上帝的国度上，他们（美国人）并且认识到，所有人类的权势都受到上帝主权所范围。在这点上，我们必须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注：也可解读为英语系国家）的发展作特别的思考，特别是美国。美国的革命与法国的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政治上，这两个运动是有关联的，然而在性质上两者却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如果比较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联邦宪法，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分野的意义重大。联邦宪法是由那些认识原罪以及人类内心的邪恶的人所拟定的。这样，世上那些挥舞着权杖的人，以及一般民众百姓都有了界限，知道人类追寻权力的本能是归属上帝。

        从加尔文主义的一切权力本呼上帝理念出发，再加上另外一个几乎相反的理念，共同成就了美国式的民主。这些逃到美国的（不同）教派，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上帝国度的权柄不能单单依靠地上的政府来执行和维护。

       以上这些显示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欧陆国家从来无法从基督教义中找到民主的基础，（包括瑞士的改革宗，德国的路德宗等等）。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其实应当说-美国），民主制度被看作是合乎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政治制度。欧陆国家对（非国教）各种教派的迫害和驱逐，对其政治制度影响深远。

 三   法  美 政教分离应用的不同

            一个欧洲人来到美国后，会惊讶的发现“政教分离” 这个奇怪的名词有不同的意义。在欧洲，由于数百年来的误解和挣扎，以及所带来的非常不幸的结果，这个词汇代表政与教完全隔离。而在美国，政与教互相合作，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也没有任何官方设定的宗派。政与教有尖锐的分野，又确实联手合作。

       诺尔在他的《美国的上帝》一书六百多页的巨著里，仔细分析了美国的共和政体，阐明了那是美国的“特殊环境”下，基督教信仰和（启蒙运动洗礼下）“共和主义”奇妙的融合。

         显然的，完全建立在人本主义的法国大革命没有这种融合。从这里，也约略可以看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在理念上的差异。

        因此，这两种“政教分离”有着完全相反的巨大区别：美国的宪法和《权利法案》是在保护宗教信仰不受政府的干扰。而法国大革命则相反，它反神权，反教权，没收教产的作风显示，它更在意保护政府不受宗教的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英，法 ，美三件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导火线极为相似，也同样受着“启蒙运动”的冲击，但却是遵循着不同的轨迹发展，走到截然不同的归途。甚至在这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在不断思索，不停的诘问，希望能够从前人踩过的路径里拾取一点经验。特别是又因为中国所走的路径更接近法国，我们更要汲取教训，不要再走错路。

          近代人类历史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坚持人本主义，以人性为基础，结局就是人性之恶泛滥，灾难亦紧随其后。坚持神本主义，坚持以基督为磐石，以基督信仰为立国之本，社会的高楼才会得以稳固坚实。

                                                                                             未名斋 陈让 

                                                                                        2016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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