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谭若思逝世，曾撰写毛泽东与江青传记】～魁省山寨·推薦

紐約時報專栅文章 記者：CLAY RISEN

紐約時報專栅文章

記者：CLAY RISEN

1987年，谭若思在悉尼歌剧院外。他出生于澳大利亚。

1987年，谭若思在悉尼歌剧院外。他出生于澳大利亚。 IAN CHARLES CUGLEY/FAIRFAX MEDIA, VIA GETTY IMAGES

政治学家、记者谭若思(Ross Terrill)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地旅行，这使他在中国从自我封闭发展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过程中成为西方最具洞察力的中国向导之一。他于8月2日在波士顿家中去世，享年85岁。

谭若思的好友、作家菲利普·甘本证实了谭若思的死讯。他说谭若思近年来身体欠佳，但死因尚不清楚。

谭若思生于澳大利亚，他首次前往中国是在1964年，当时他刚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几年，而中国正处于“文革”前夕——这是一场旨在清除中国社会残余的资本主义影响的灾难性尝试，在此期间，外国人被挡在国门之外。

七年后，他再次来到中国，成为“文革”狂热降温后首批获准返回中国的西方人之一。他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撰写了一篇旅行报道，分两部分发表；该刊读者渴望深入了解北京的想法，其中包括尼克松总统，他在准备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时就参考了这篇文章。

谭若思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里，他一直在哈佛大学工作，主要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他的作品，尤其是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作品，打破了新闻和学术的界限。他的许多著作，如《真实的中国》(The Real China，1972)和《铁树开花——中国五城》(Flowers on an Iron Tree: Five Cities of China，1975)，将旅行报道、历史和政治分析引人入胜地结合在一起，赢得了汉学家和普通大众的追捧。

《纽约时报》的纪思道在称赞谭若思1992年出版的书时写道，这本书“读起来就像在一家北京烤鸭店的角落里和作者边吃边聊”。

《纽约时报》的纪思道在称赞谭若思1992年出版的书时写道，这本书“读起来就像在一家北京烤鸭店的角落里和作者边吃边聊”。 SIMON & SCHUSTER

《纽约时报》资深驻北京记者、现为本报专栏作家的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写道，他的著作《我们时代的中国——从共产党胜利到天安门广场及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奇》(China in Our Time: The Epic Sag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rom the Communist Victory to Tiananmen Square and Beyond，1992)“文笔优雅，引人入胜，知识渊博”，他还说，这本书“读起来就像在一家北京烤鸭店的角落里和作者边吃边聊”。

谭若思一开始对中国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取得的成就非常钦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持批判态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把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描述为“里根主义”。

1989年6月，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前，他搭乘最后一班国际航班前往北京，6月4日，军方开始向抗议者开火时，他就在人群的外围。

这一经历使他不再期待共产主义政权有可能变得少一些残酷。

“我无法完全从中国这个列宁主义国家露出獠牙的景象中走出来，”1999年，谭若思在为《新闻日报》撰写的观点文章中写道。“如果‘走出来’意味着否认天安门事件的意义，那么美国对华政策也无法从天安门事件中‘走出来’。”

1992年，他与生活在波士顿的异见者沈彤一起前往中国。他很快被逮捕，之后被送上飞往香港的飞机。沈彤同样被逮捕，关押54天后被驱逐出境。

1978年，在哈佛大学担任政府学副教授的谭若思。多年来，他努力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1978年，在哈佛大学担任政府学副教授的谭若思。多年来，他努力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尽管如此，谭若思仍然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和私营经济的增长充满希望，并鼓励西方领导人设法与他们接触。

“毕竟，有两个中国，”2005年，他在时报上写道。“一个是衰落的计划经济，一个是蓬勃发展的自由经济。一边是追求存在正当性的共产党，一边是13亿带有各自动机的个体。既要警惕专制的中国，又要与新兴的中国合作，这是一种合理的二元论。”

谭若思于1938年8月22日出生在墨尔本，但他的父母很快就把家搬到了墨尔本以东300公里左右的内陆小镇布鲁森。他的父亲弗兰克·格雷斯顿是一所学校的校长，母亲米里尔·特里尔是教师。

他在墨尔本大学学习政治学，于1961年毕业。两年后，在东欧背包旅行时，他决定继续穿越苏联前往中国。这件事说来容易做来难：他拜访了多个国家的多个中国大使馆，最终在华沙获得批准。

谭若思出版于1980年代的两本传记。他的作品打破了新闻与学术的界限。

谭若思出版于1980年代的两本传记。他的作品打破了新闻与学术的界限。 HARPER & ROW AND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到20世纪70年代，谭若思在中国政府内部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消息来源网络，他以这些来源为基础撰写书籍和报道。他为毛泽东及其夫人江青撰写了传记——《毛泽东传》(Mao: A Biography，1980)和《白骨精——毛泽东夫人传》(The White-Boned Demon: 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1984)。

在这些书和其他书中，他证明了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一样，受个性和个人政治所驱动。

他的见解包括毛泽东的夫人在煽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她以此来报复自己的敌人，以及共产党又是如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她作为替罪羊，这样既对20世纪60年代末的恐怖行为进行了谴责，又不会破坏毛泽东的权威。

除了在哈佛大学的职位，谭若思还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和位于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他的遗属包括他的兄弟彼得。

谭若思于2021年出版了回忆录《从澳大利亚到天安门》(Australian Bush to Tiananmen Square)，并于2023年出版了由甘本编辑的《打破规则——谭若思的私人日记》(Breaking the Rules: the Intimate Diary of Ross Terrill)。

后一本书揭示了只有他的一些同事和亲密朋友知道的事情：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生活非常活跃，作为一名同性恋者，他的生活同样活跃。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甘本解释说，虽然谭若思把性取向视为自己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但他仍然努力保守这个秘密，因为他担心，即使是在石墙起义（1969年6月28日发生在美国纽约格林尼治村石墙酒吧的暴力示威冲突，被视为美国及全球同性恋权利运动发迹的关键事件——编注）之后的几十年里，公开宣布自己是同性恋可能会损害他的职业生涯。

甘本总结说，谭若思的众多成就之一是他成功地将生活的两个方面分开，但又在两个方面都获得了成就感。

“难能可贵的是，”他写道，“谭若思作为一个快乐的同性恋者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他开朗、热情，而且通常都很冷静。”

在這里引述譚若思華裔朋友對譚若思的回憶評論：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谭若思（Ross Terrill） 

谭若思是尼克松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中国通，也是基辛格中国问题的重要助手和专家。他1938年生于澳大利亚。1962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获得历史政治学一级荣誉学士学位。后来赴哈佛深造，并于1970年获得哈佛政治学博士学位。谭若思的老师有著名尼克松时期的基辛格，以及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他一直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世，问了AI，说不知道。

谭若思著述颇丰，大部分都是有关中国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1980年出版的《毛泽东传》，该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仅中文译本就畅销180万余册。其它重要著作有：《我与中国》、《八亿人》、《江青传》、《毛泽东的后半生》等。

谭若思对中国非常友善，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我与中国》一书中说道：我不愿视中国为异端，我渴望在中国的权力和主义斗争与西方类似的争斗经历之间找到联系。我一边研究英国历史学家R.L.托尼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一边对中国进行研究。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托尼，受他的影响，我发现并确认了权力集中（共产主义缺陷）和财富集中（资本主义缺陷）这两大罪恶。我相信，如果民主社会主义是切实可行的道路，那么它就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他对中国的文革的看法和国内知识精英有很大的不同。他不像国内的的学者，只把文革看成是权力斗争和毛的个人行为，而是认为文革是一场失去秩序的道德运动和政治斗争。但他认为毛的文革是失败的，因为“毛泽东统一和巩固了中国，但他不能改变人性。他不能消灭荣誉感、尊严感、人们对物质主义的偏好以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

中国的文革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而且对世界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他在书中说，1967年至1968年文革期间，在美国洛杉矶，一家销售中国书籍和期刊的公司就卖出25万册《毛主席语录》。

谭若思说的没错。受中国文革影响，当时的世界各地青年都起来造反。日本的文革和中国最像，连写的标语和大字报都和中国红卫兵一样。香港澳门也爆发的文革，香港的造反被镇压了，而澳门的文革取得了成绩，革命群众把盘踞在澳门的反华势力和国民党特务都赶跑了，这也是回归后澳门一直很稳定，而香港一再出事端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时的欧洲无论是西方阵营还是东方阵营都兴起年青学生的造反热潮，这个热潮在美国的表现就是反越战。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可参看美国学者马克.可兰斯基的著作《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

当时的世界左翼运动风起云涌，连萨缪尔.亨廷顿也对中国和毛泽东持正面评价。谭若思在书中谈到亨廷顿跟他有一次谈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亨廷顿说：“20世纪中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百年来第一个真正能统治中国的政府。”P50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写道：“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他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治治理程度。”他尤其担心的是政治上的真空。他佩服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创造新的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

谭若思在另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八亿人》里曾提到过费正清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人认为毛泽东是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屈尊于中国人民之上的领导人，但费正清从来不接受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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