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叶恭绰大师】~ 魁省山寨·蒙城老張有话说
蒙城老張-101698 11/08 33354.0/1
母親家族遗物两块门匾,引出一段唏嘘故事,更让梁氏家族年轻一代知道,廣東先賢外公與为中国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文化大家叶恭绰大师的私人情誼。
“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老祖宗一叶恭绰” 這是六十年代中國政治最高層封給葉恭綽大師的名號,这话不是我说的,有史記為證。這是1968年巜光明日报刊发》革命的战斗雄文《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老祖宗一叶恭绰》公開全國冊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图书馆查看当年洋洋洒洒革命豪气冲天的战斗雄文。
本人查閱歷史資料以及前輩所述,梁家與葉家私人友誼频深。叶恭绰老先生不光是文化大师 书法大家,更是中國歷史上交通系的重要領軍人物,葉老先生出任过民国铁路总局局长,鐵道部部長,为中国铁路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绝对的中国铁路先賢、鐵路老前辈。
葉恭綽
字裕甫,又字玉甫、譽虎,號遐庵、遐翁
籍貫:廣東番禺
生卒:清光緒7年(西元1881年)生~民國57年(西元1968年)卒
民國12年5月至13年9月,叶恭绰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財政部部長。
葉恭綽為清季廩貢生,曾入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後往江西、湖北等地,擔任教職與譯述等職;清廷設郵傳部後,專管輪船、鐵路、郵政與電政等交通業務,葉恭綽開始參與路政工作並嶄露頭角,先後任路政司主事、員外郎、郎中、丞政廳僉事、廳長、鐵路總局提調等職。
民國成立之後,葉恭綽任路政司司長,兼領鐵路總局局長,因主導交通業務,權傾一時,被目為「交通系」首腦人物;元年6月,中華全國鐵路協會於北京成立,葉恭綽任副會長,會長為梁士詒,嗣後葉恭綽並先後出任路政局局長、代交通部次長、交通部次長、鐵路總局局長、郵政總局局長及內國公債局董事等職。
民國7年10月至14年11月,葉恭綽三度出任交通總長;9年12月,葉恭綽有鑑於交通部所屬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北平鐵路管理學校及北平郵電學校等四校散居各地,請自次年請將四校統一為交通大學;12年5月,葉恭綽應 孫中山先生之邀,擔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財政部長;21年元月,曾短暫出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後退隱政壇。
抗戰開始後,葉恭綽避居香港,發起組織中國文化協進會,並進行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引廣東叢書;57年病卒於北平,著「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遐庵匯稿」、「交通救國論」等傳世。
叶恭绰大師更是是我国现代著名词学家、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因藏明代室德炉多达400件,故室名“宣室”。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叶衍兰以金石、书、画名世。父亲佩含通诗、书、文。叶恭绰自幼受家庭熏陶,喜爱书画。早年留学日本,老同盟会会员。叶恭绰擅长考古、鉴赏、诗文、书法、绘画。绘画善竹、石、梅、兰、松,最爱画竹,他笔下的竹,柔韧挺劲,多姿多彩。书法擅长正、行、草书,取法赵子昂《瞻巴碑》、颜真卿、诸遂良及魏碑之长,自辟经畦。书风刚柔并济,绰约多姿,跌宕有韵,别具一格。启功赞其“文章浩瀚,韵语丰穰,书法则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叶恭绰为人平和,且有侠义之气,虽自视绘画、书法为余事,却能情融于书,诗融于画。如果当个书画家,可谓绰绰有余。著有《会清词钞》、《遐庵书画集》、《遐庵谈艺录》等。行内对叶恭绰书法赞誉极高,谓叶氏书法独有心得 笔法雄强朴厚。
叶恭綽大師与外公梁培基同为广东先贤名士,自然惺惺相惜,从叶大师給梁氏家族老宅赋词中可以看到,用词用语恭谦有礼,所题所书完全用於至親 親友 私人家族事务范疇。彰显葉梁俩人感情深厚私交不薄。
「木本水源」
詞語 木本水源
漢語拼音 mù běn shuǐ yuán
此句出處為:自語本《左傳.昭公九年》:「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比喻凡事皆有根本,引申為推本溯源。
《鏡花緣》第十六回:「今黑齒國又是君子國教化所感,以木本水源而論,究竟我們天朝要算萬邦根本了。」
树的根本,水的源头。事物的根本或事情的原因藉由溯源。
叶恭绰大师晚年生活不愖,文革遭受猛列批判,又一个文人悲情悲剧...,读史凄然泪下...。1949年以后叶恭绰老先生真正成为“逸民”。1954年6月5日,已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叶恭绰第二次在《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上题跋,内有:“余老且死,并无归骨故乡之念。遗令将安息于京西翠微山麓。因非恋恋于一丘者,特以历史名迹,一旦荡为飘风,意安能无动?故述记于此。后之见此卷者,当有同情焉。”然而,当时见此卷者,对这位于国家贡献甚多的老者,并没有丝毫同情之心,1957年照例打成“右派”。
1958年,由“逸民”成了“右派分子”的叶恭绰,三题《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余以重乡邦文献,喜得此卷。恒以付托无人为虑。今年七十七矣,偶展此卷,感怀万端,因题一律。后之览者,当知余书此时之情何苦也。”这首记述《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流传过程的律诗,真属“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的悲歌,只是有些后人读过也不知悲,更遑论其中的情怀了。
文史学者苏华有文字对叶恭绰大师晚年境遇描述:1960年12月,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叶恭绰,又开始担心起乡村因写“大字报”、“写标语”用毛笔及纸墨量过大,而造成真正的使用者用不上好笔的问题,于是乎作了一篇《论书画工具之供应》之文:“各地无不写‘大字报’,可能需要千万枝毛笔。是否听其缺乏?如年需一二千万支毛笔,而谓不可能于其中制较好之笔一二十万枝,以供艺术上之需要,此又何理?因此,制毛笔所需之原料,如狼毫、兔毫、马毫、鸡毫等,本非缺产,乃等弃物,即言经济,亦太矛盾矣。”
然而,政治是不讲用什么狼毫、鸡毫的。“文革”兴起,大字纸用纸、用笔什么时候也没短缺过。
1968年《光明日报》刊发《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叶恭绰》一文,成為壓垮葉恭綽最後一根稻草,叶恭绰看后從此一病不起,八月六日,老人忧愤而死。這位对中国近世文化做出贡献巨大的人,反倒成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卓尔堪说:“遗民惟重末路,”而至此,叶恭绰这个逸民也不成为逸民了。
歷史研究者、文化學者用「逸民」概括49之後的葉大師,當然屬於一家之言,對此見仁見智,看官個人自有判斷。但是,對於我等后輩后生,對於我們家族眾人在四九之后各種革命政治運動中的沉浮掙扎,回望歷史,再睹「逸民」襾字的沉重,確是痛苦扎心,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