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教授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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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岱君教授讲从五三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
郭岱君教授讲从五三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
從五三濟南慘案到九一八事變
一、五三济南惨案
1928年4月下旬，蒋介石北伐的革命军进逼济南，济南军阀张宗昌为保全自己势力，向日本请求搬兵。山东是日本势力范围，田中内阁同意，以“保护侨民”为由，从日本本土派兵到山东。5月1日，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城。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也从九州的熊本县开赴济南。
日本出兵山东，杀戮中国军民，表面上看似应张宗昌所求，实际上是东京为了维护其在华北和满蒙的利益而出兵山东，一方面阻挡北伐，同时向即将统一中国度国民党显示力量。
双方在5月3日发生军事冲突。虽然双方很快停火，但第6师团要求陆军中央允许“扩大行动规模”，参谋总长铃木庄六下令当地进行彻底行动，并对第6师团下达严厉的指令：“与支那停战会助长国军威信，应附以根绝祸根的条件。”
日军得到授权，决心把事情闹大，阻挠北伐。5月3日晚上，日军借口搜查国民政府驻济南交涉署，捆绑特派员蔡公时、交涉署庶务张麟书，割去他们的耳朵、鼻子，然后枪杀，交涉署职员十余人全部遇害。
蒋介石派外交部长黄郛到侵华日军司令部交涉，但司令福田彦助避而不见，派参谋长黑田出面接见。黑田蛮横地提出：北伐军必须立即停火，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
蒋介石清楚，日军如此横暴，是想把事情弄大，好阻挡北伐军继续前进。起初，他很想与日军死战，“土地任人处分，人民任其杀之，国之惨痛极矣！” “余为人格与国家计，必出于死战一途。” 但后来顾全大局，不愿上日本人的当，勉强压下悲愤，“委曲求全，以期完成北伐再谈外交也。” 他下令革命军撤出济南，以“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
日军从5月3日开始，炮击济南，任意杀害中国官员与平民，造成中方外交谈判人员及平民的重大死伤， 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受伤1700多人，被中国成为“五三惨案”，视为国耻。
五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与政策上产生重大影响。终其一生，不曾或忘这个耻辱，他在日记写道：“济南七日之耻辱惨痛，甚於‘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能忘此仇乎？”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每天在日记开头一定先写下“耻”、“雪耻”，数十年不变。他并决心奋力自强，“以后每日看书十页，每日六时起床，纪念国耻。”
五三惨案也是中日关系上一个重要的转折。从这一天开始，蒋介石确定中日之战必不可免，下决心整军经武、建设中国，发誓有朝一日洗雪国耻。但是，这个决心与準备只能默默地做，不能拿到台面张扬，因为，中国太弱，不宜激怒日本，否则不但无法救中国，反而徒然加速日本对中国的欺凌。
10年后，中日战争正式爆发。1937年10月31日，那天是蒋介石的生日，他回想过去十年来的中日关系，在当月的反省录中自述《十年来对倭之决心与初意》，把五三惨案以来十年间心中对日的决心与做法，明晰地条列出来。这篇文字对于了解蒋介石抗日的思维，极具有参考价值，它显示蒋对雪耻的决心，也说明他对日本的态度与策略。大要是：
（1）日本志在侵华，中国无法与之妥协；即使妥协，亦不能遏止日军少壮派漫无止境的侵略。
（2）即使承认东北问题（满洲国），也不能阻止日本继续侵华的野心。一时的妥协，不但不能奏效，然而自坏人格与国格。
（3）日本在解决中国事件、处置中国之前，绝不敢攻俄。
（4）一旦中日战起，日军必先破坏蒋介石人格、击败蒋介石的革命军，使中国无领导中心。
（5）解决中日问题，唯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
（6）此时再不抗战，则国民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
最后，他总结：“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而待亡，致辱召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起而复兴！”
日记透露出蒋介石的内心对日本的愤恨与抗日的决心。所以，表面上忍让、忍辱，实际上无时不在準备未来的雪耻。
在此之前，中国人民排外运动的主要对象是英国，但五三惨案之后，日本成为中国人民抗议的头号对象，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展开，一时风起云湧，给日本在华公私机构与日侨带来极大的困扰。抵制日货运动的背后，还有著英美等国答应中国改订关稅条约的要求这一背景。美国於1928年7月与中国簽订了新的关稅条约，承认中国的关稅自主权，紧接着英国和法国也於1929年底答应中国改订关稅条约。 这些举措，一再激怒日本对华的强硬派，他们心生警惕，加速扩大在华利益的作为。
二、九一八事件
1、皇姑屯事件
五三惨案后不久就发生张作霖被刺杀的事件。
张作霖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日本人支持张作霖，是想透过他确保在满蒙更多的利益。但是，张作霖壮大后，不甘受制于日本，对日本的要求逐渐虚与委蛇，能拖就拖。例如，张作霖与日本簽訂在东北修筑五条铁路的借款密约，因日方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张一直拖著这个密约未执行，也否認这个密约是政府间的正式协定，日本对此大为不满。
另外，日本人经营南满铁路是有垄断性的，张作霖起初配合日本，用心维护南满铁路的利益，但后来对日方的要求逐渐阳奉阴违，使得南满铁路业务下降，生意大受影响。还有，为了征收战费，张作霖在东三省乱发纸币（奉票），奉票汇率大跌，对日本棉纺制品的出口非常不利。
日本对张作霖阳奉阴违的态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损失，极为愤怒，把张作霖视为“东三省的条约违反者”，开始计划除掉他。
1928年6月，张作霖在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战斗中失利，决定离开北京，退回关外。6月4日清晨，他乘坐的火车在京奉线（北京到奉天）和满铁线交叉的皇姑屯被炸，张作霖重伤，当天死亡。
爆炸案从头到尾都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精心设计。河本精确地计算了列车通过交叉点的时间，事先将大量炸药安装在铁桥上，通过电流引爆炸药。
事件发生一个月前的1928年4月27日，河本曾写给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和第二部（情报）部长松井石根，书信至今仍保留者。河本信中写道：“奉张（张作霖）的没落能成为建立东三省新政权的契机，甚至会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带来绝好的机会。… 只要以他们（国民政府）的名义起事，则无需军部出手即可成事，”希望荒木和松井在幕后支持关东军争取炸药和资金。
河本明确指出，东北需要一个取代张作霖的新政权，这时他已有了抬出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复辟的想法。
2、满蒙领土论登场
皇姑屯事件是关东军在参谋本部暗中同意下实施的计谋，日本政军制度也同时转向，从此确立了不许政治干涉军事的“统帅权独立”。田中内阁想以经济手段在中国攫取日方特权的想法，已经走到尽头。强调军事手段的“满蒙领土论”开始登场。
“满蒙”是指滿洲（中國東北及蒙古）。 滿蒙领土论的代表性人物非石原莞尔莫属。石原是日本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年轻时即崭露头角，对战史、军事思想颇有研究。 1928年1月19日，石原在《我的国防方针》报告中大胆提出：“打仗，绝不能花本土的钱，即使是一厘也不可。对俄作战，只要几个师团就足够。只要以支那作为根据地，并充分利用其一切资源，就算拖个二、三十年，也撑得下去。”
石原的想法荒诞无稽，可是对当时的日本人却有吸引力，因为他指出财力和资源都十分匮乏的日本也能对外打仗。他在陆军大学的讲义也指出，日本的战争，应像拿破仑对英战争一样“以战养战”，并以“远征军应在占领区内征收稅金物资兵器，达到自给自足。只需横扫支那军阀和土匪、维持治安，以我精锐廉洁的军队，必能轻松赢得土民们的信服，超额完成任务。”
1928年10月，石原出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从石原的言行上，他对蒋介石北伐顺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民政府的发展并不介意；在他眼里，能对日本帝国构成威胁的，只有苏联陆军和美国海军。
石原认为，日本在日俄战争及甲午战争牺牲了奖金二十万人，这二十万人流的血换来的满蒙权益必须确保。石原积极筹划日本对外扩张，他和他同伴所规划的满洲（中国东北）占领计划相当周全，不仅仅是军事的战斗，还包括占领后的政治、经济、交通、行政、产业等配套措施。此外，他们还设计了牵制苏联陆军和美国海军的策略。
关东军一面积极筹划侵略满蒙，一面等待侵略满洲的机会。关东军的兵力只有从日本本土两年轮调的驻守师团和六个大队的独立守备队，大约三万人。 这个兵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约16万人，差距悬殊，必须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发动事变。
在此之前，中国发生一连串事情，使得关东军认为对东北行动的机会到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继续其父对日不合作的的方针，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东北易帜，废五色旗，改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929年3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东北党部在奉天成立，并主张收回旅顺大连租界与南满铁路。
1930年5月，中国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进入山海关，支持蒋介石的中央军，获胜后领兵常驻北平、天津，以致关外防备空虚。一年后，1931年5月，汪精卫、李宗仁等反蒋，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和南京的国民政府对峙。
不久，东北相继发生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日本挑衅的味道很浓，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保持克制，避免与日军冲突。接着，1931年7月，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多处堤防溃堤，灾民几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湖北、安徽、江苏连续爆发骚乱，中国共产党趁机组织灾民建立工农红军，推动反政府的斗争。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在关东军密切的注意中，尤其是东北易帜、中原大战平息后，中国渐趋统一，日本对掌控东北资源更有紧迫感，石原莞尔因此提出，趁着中国天灾内乱，关东军应应主动制造机会，一举解决满洲问题。
1931年9月18日晚，关东军处心积虑拿下东北的行动，终于展开了。关东军选择这个时间点发动事变，是经过缜密的规划的。
东京参谋本部知道关东军的行动已箭在弦上，担心他们蛮干，特別在9月17日派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到关东军司令部宣达皇令，命他们延缓行动。但是，第二天就要行动了，关东军司令部上下对建川的到来都视而未见，建川也明白关东军的心意，当天晚上故意挟妓拥衾，置身事外。
九一八当天，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在到南昌的船上，準备亲自督导剿共；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和他的大军都在华北平津，沈阳防务空虚，正好给关东军举事的机会。
3、九一八柳条湖事件
1931年8月18日晚上10时20分，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奉天）北大营南边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声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军，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立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
戍守北大营的东北军边防军是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日军来攻时，东北军在睡梦中惊醒，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事发时王以哲又以长途电话证实， 所以驻守部队几乎没有怎么抵抗，日军就占领了北大营。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唯有王铁汉的620团, 因为未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满洲事变’）。
关东军司令部认为这个事变是满洲经略的开始，必须扩大事态，才有军略的价值。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驻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城、安东（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9月19日上午6时，日军占领沈阳（奉天）。关东军在24小时内军就占领了南满要地沈阳、营口、长春等18座城市。
关东军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们还要继续侵略。9月21日，占领了吉林，下一步就是黑龙江了。但是，关东军兵力不足（总共只有一万四千多人），参谋本部因为不愿事态扩大，不同意增兵；关东军只得利用已投降的伪军张海鹏部队进攻黑龙江。
张海鹏率领伪军从吉林洮南北上，10月10日晚上抵达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附近的泰来镇，计划次（11）日早上进佔齐齐哈尔。没想到在这里遭遇国民革命军独立第30旅（原东北军陆军独立第17旅）旅长于兆麟的反击。黑龙江省代主席的马占山也率兵加入抗日，两部联手与张海鹏的伪军在江桥发生激战，并炸毁了江桥铁桥（嫩江大桥），使张海鹏进不了齐齐哈尔。马占山击败伪军后，驻兵江桥，直接与关东军对上。关东军不甘示弱，决定违反参谋本部决定出兵江桥。
此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日本内阁与参谋本部都对关东军一再违规扩大军事行动极为不满，再三严令关东军遵守命令，并且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前往东北，希望能够拉住关东军的军事行动。问题是，军部的少壮派军官本就与关东军理念相近，一直以来，他们私下借着各种管道支持关东军；所以，对于内阁及参谋本部的制肘，早已不耐烦，那些极右分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们在中国东北大胜的时候，联合国内的少壮派同志，推动十月政变，建立军人政府，以免老是受制与日本政府与军部。 好在这个密谋洩漏了，桥本欣五郎等主谋者，整个计划因此流产。
关东军没想到这么轻易就佔了的东北军北大营，得之太易，日军志得意满，继续推进军事占领，到11月，关东军已顺利占领了奉天、吉林、齐齐哈尔等东三省省府所在地。12月底向锦州进军，五天内就兵不血刃占领锦州。1932年2月，整个东北13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三个月之内，全部沦入日军之手。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这个事变从头到尾都是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侵略行为，也是日本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满蒙政策）的必然结果。日本少壮派军官谋划缜密、大胆果决，热情冲劲有余，但缺少长远的政略布局。他们不知道，短期看是鼓舞了日本扩大侵略中国的野心与行动，但九一八事变同时也打破列强在中国利益的平衡，使列强开始同情中国、调整他们对华政策。九一八也刺激了中国的民族性，而这股民族性越来越强，最后拖垮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