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编关于梁警官案件的精彩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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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编，1.5代，流利中文，退伍军人，上过伊拉克战场，现任美国劳工部探员。绝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极端情况，需要象O编这样的内行来以正视听。
有几段段首引号里是读者提问。
人，中弹了会烧伤神经，自己都不知中弹。这和中弹部位及紧张程度，都有关系。很多人是摸血了之后才知道自己中枪了。格雷心脏中了枪，还跑了两层楼呢！很多人是死于trauma,就是活吓死：自己看到大量的血，刺激导致内分泌紊乱，肾上腺素或者其他啥的大量分泌，然后就心脏骤停。中枪后，还会抖动很久的，电视剧中主角中枪了还会转圈呢！让人以为他不是中弹，而是触电了！
“第一时间叫救护车，是人都该这么做”-well, 这个，“是人”在shock 期间是不太可能的。有兴趣，砍个人再看看自己有能力打911不？
梁的搭档在推诿，梁要报告，但搭档不让梁用自己的手机。首先，要get the fact right. 因为上司的电话，只有梁的搭档有。这是纽约警察局的问题，派两菜鸟组队，一傻，傻一对！
还包括争夺Landau手机的问题，因为梁问Landau上司的电话号码，Landau用自己手机上存储的号码给梁显示。这个多半可以解释成梁中途还是决定给上司报告，不过看到Landau手机后激动的想抢过来直接打，而这个行为应该可以推理证明在当时一片混乱的短暂时间内，梁没有预谋骗Landau的手机打电话报告。因为，说到底，即使抢过手机，也是梁自己准备拨号打。所以，这个fact可以多数negate前面他要求Landau报告而显示他懦弱的问题。
而且，当这事发生时，无论是梁，还是搭档，都没有意识到有人中弹的事实。而中弹那哥们自己也不知道。心脏中弹还能跑两层楼，体力真心好！
“怎么negate?”-这是梁律师的问题，不是案件讨论的问题。
争论2分钟时很正常的行为啊，至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退伍兵）都知道中弹后的延迟现象。当时（O编谈论他在战场上的走火事件），明确知道我的裤腿被擦破了，鞋前面地上一个弹孔。梁要电话号码，用搭档手机，搭档不原意给。这一来一回两分钟很正常。陪审团愿意怎么信，是律师的事。我一再说，现在的键盘侠大问题是在安逸的电脑边，没有压力的在judge别人。却不考虑事实发生的时候，梁当时，一是菜鸟，二是高压。那么，犯错概率是指数上升。
至于梁，到现在的法律问题，我个人持保留观点，如梁律师是SB，但表示理解，梁家的社会阶层决定了。要求爹妈都是唐人街里厨子或者打工的，有群里这帮人的知识结构，甚至知识获取能力，通过媒体分析判断法律对策，不是强人所难，就是没接触过底层，建议看《秋菊打官司》。警察不是遇到危险才拿枪，而是感到危险就拿枪。Law enforcement的核心rule是one level up: 你空手，我上警棍，电击枪。你手里哪怕就一片纸，我都会掏枪。你手里有枪，我上长枪。你手里有长枪，我就叫SWAT.我不确定你有什么，按最高程度处理。
他们判例是紧张造成的misfire，这不是reckless,而是accident. 如果梁在光天化日之下，视线清楚的大街上做这个，那才够reckless. 紧张造成的misfire 是不构成reckless，而且梁到现在都没说是害怕而乱开枪。从任何证言看都说事故性走火/误击发。还是那句话：get fact right, get definition right, 所有的 legal team 不是谁感觉啥是啥。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站在黑漆漆楼道里，我突然在他后面嗷了一声，他吓的一个激灵，蹦起来，胳膊恰好推倒了一个架子，上面油漆桶掉下楼，砸死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应该2nd degree manslaughter? 这个行为（推倒架子）和开枪，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认为他心理素质差不适合当警察都没问题。问题就是，这个案情down to earth 是什么? Fact是什么，根据法律适用，案情又是什么？一个人因为惊吓 misfire, 子弹跳弹后打死一个人。这个人，是否符合纽约刑法2nd manslaughter?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是不符合的。那为什么加上梁的身份（警察），死者身份（非裔）后，就成立了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打到底。这不是闹的问题，而是作为警察，以后警察怎么搞的问题。如果以后，任何警察都需要为次类似事件“负刑事责任”，那么以后警察必然在巡逻差区的时候进行必要的自保，最简单的-敷衍了事。
（问题）在于陪审团刑不对名。大不了打到最高法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最高法院1981年判例。就是说警方责任的。这个案例，虽然警察是严重延迟，以至于人员死亡情况出现，但最高法院仍然判警察获胜。因为警察不可能在所有需要他们的地方出现。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不是吗？
“这个案子打到底，黑人社区必然强烈反弹。到时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当年开始打民权法案，对付种族隔离的时候，多数案子都是“这个案子打到底，白人社区必然强烈反弹。到时候谁胜谁负还不一定”。我们在追求公平的路上，本来就是远远的落在其他族裔后面。连非法移民都敢上街诉求的时候，我们却仍然担心我们的诉求会被反弹。自己的权益，自己不争，谁来恩赐？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只有靠我们自己。华人在最高法院案例，无论是鲁恭案，黄金德案，都是美国民权历史纪念碑。为什么到了现在，钱多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反而不敢争了？
对我个人而言，我是 law enforcement, 我有战友在state trooper, local cop 里，我争，为了他们，也为了我的孩子以后没有这样的待遇。
“维权也要讲策略，一路穷追猛打不见得能取得我们需要的结果”-well, 斗争的策略和斗争的目的，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六四的学生，是不知进退。华人现在是有理没理都被欺负。系统还没退让呢，就讨论不争的问题了。我个人体会：华人是犯法时无知无畏，被抓时躺倒任锤。而美国的游戏规则，恰好是反过来的。
“我说，如果轻判，表示他们退让了啊”- 罪名不对，轻判就是退让？一个criminal negligent的4年都好过2nd degree manslaughter的1年刑期，缓期3年。说不懂法，真是不懂。最重要的是罪名，而不是刑期。Legal war legal fight, 梁家现在的情况就是输了也不奇怪，但是该有的帮助要准备好。过程是DA起诉罪名。DA有罪名自由裁定权。这个，柳律师的文章里说的很好。“检察官层面，整个案件，检察官可以立案指控，也可以不立案指控，有检察自由裁决度-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检察官立案，一定程度来说，是一个政治决定，但一个无辜平民遭受飞来子弹杀身之祸，检察官不指控也难说自己尽职。我们社区，吃亏在没有能力影响立案这个过程和决定。在我们华人社区，第一代移民从事法律职业的，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有机会成为检察官。出生成长在美国的华裔律师，大多毕业后都选择进大律所，从事公司法，或者服务大公司，很少进入政界，包括做薪水比较低的检查官。结果，是做为一个族群，我们基本没有直接参与立案这个过程的人”在场“，更谈不上讨价还价。我们被动接受了这个决定。很多时候，我们社区是受害者，却不一定能够让检察官立案。检察官立案指控之后，梁就被动了。“
陪审团和大陪审团的区别很大。大陪审团，决定是否定罪，即起诉。陪审团，是负责判定罪名是否成立。
“陪审团对梁的印象很负面”-这只是说明梁的律师，洗脑水平不如DA而已，但并不影响对本案判决的质疑和上诉的可能。我们争的是justice, 不是选美。陪审团对他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多方反思。但是DA的imagine manipulation 是非常不正确的，也给这个案子上诉留了空间。Jury deliver a decision, not law.
从始至终，我都认为梁需要受到法律的合理制裁，但我坚决反对刑不对名的起诉罪名，主要责任在DA，而对jury decision 没有异议。上诉，不是反对jury, 如果会有overturn的核心，也是在刑不对名上,如果高级法庭认为applied law incorrectly的话。这也是我前面说的“1年2nd degree manslaughter 缓刑3年”不如“4年的criminal negligent”的根本原因。法律的严肃性也在于此，delivery the correct appliance to crime!
基于这点，我才加入斗争，free Peter Liang 不是让他walk away for free, 而是责备一个从头错到尾的系统。这个系统，首先没有给梁和搭档足够的培训（梁和搭档都有CPR证书，却没有相应能力），然后,违反规定将两个菜鸟搭配在一个纽约最危险的楼里巡逻。之后，这个楼，市政系统又恰好几个月没修灯，导致这两个菜鸟高度紧张，最后产生悲剧。而在悲剧发生后，出于对自身政治利益考虑，整个系统又将梁牺牲掉来满足长久以来民众对警察滥用暴力的不满。而这个决定的根本，在于梁警官是一名亚裔，是最没有政治声音的群体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