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选择学校的标准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应该选择去那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著名学校，不是因为那儿有名气，而是因为那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

　　我一直有一个个人的理想，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办一所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在努力了十多年之后，因为种种政策原因，始终没有办法实现从无到有地去创建一所私立大学的愿望。2013年，机缘巧合，在我做新东方第20个年头的时候，接手了耿丹学院。所以我对于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应该给年青人什么样的大学教育，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

　　在吴军看来，一所好的大学，应该具有四个角色。首先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将那些有潜力有志向的年轻人培养成对未来社会有所贡献的人；第二，它是一个研究的中心，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并且会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第三，它是一个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推动社会的进步；第四，它是年轻人的家，是他们度过人生最好时光的地方。我非常认可这四个好大学的评判标准。可我们遗憾地发现，在中国的大学，能够符合这些标准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答案有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教育的“大道”迷失了。易中天在一次讲座中说：“我的口号就是今天的主题，不是‘望子成龙’，而是‘望子成人’。什么人呢？真正的人，就是八个字，第一真实，第二善良，第三健康，第四快乐。”我觉得易中天说对一半，另外一半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把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作为教育的前提，我们也会教育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奴才。

　　大家应该知道美国南北战争，也都知道在美国实行奴隶制的时候，很多的黑奴，其实是非常真实、善良、健康、快乐地生活着。南北战争时期很多黑奴其实并不愿意被解放，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主人对他们很好，在主人身边很有安全感，主人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女人，生出下一代奴隶，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叫真正的自由，什么叫真正的人格。如果我们不把教育的本质说清楚的话，我们教育出来的人也许会成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奴才，还不是奴隶。因为奴隶是被迫的，奴才是自愿的。可以说，我们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和造就拥有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才。

　　大学应该如何去培养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耶鲁大学是美国大学中最崇尚自由的学校。越战期间，很多年轻人因为反战而逃兵役，美国政府要求各大学不准收这些学生。但耶鲁大学坚决抵制美国政府的要求，在招生时并不在乎申请人是否逃过兵役。它给予了学生们自己选择的自由，并且保护了那些反战的学生。耶鲁大学很清楚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因此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考去把握未来，引领未来，而不希望用老人的观点禁锢年轻人的思想。因此，即使学校不同意年轻人的做法，它也要给他们自由并且保护自己的学生。在这一点上，耶鲁的教育者和中国民国时期的教育家蔡元培、胡适和梅贻琦等人的做法十分相似。

　　由于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因此每年有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其中包括颇有争议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伊朗被很多美国人看成是“敌人”，但是，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不惜得罪纽约市长和美国政府，坚持给予所谓的敌人言论自由，邀请内贾德在学校进行了演讲。这一做法在学校里受到了很大的赞誉，并且被看成是自由派的胜利。大学为什么邀请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来“惹麻烦”呢？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而是大学认为为了培养今天的学生成为明日世界的领袖，它有责任让年轻人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倾听不同的声音。在历史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出了4位美国总统和30多位世界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

　　当然，要想培养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首先国家和大学应该有这样的理念，大学的教育者们本身就应该具备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团体，它受到契约的保护，这个团体的管理是独立于所在地治辖权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自由，亦是来源于此。

　　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签署了被称为学术特权的法律文件，后来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予以认可。在这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四项内容：1. 大学人员有类似于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2. 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3. 大学人员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受报复的权利。4. 大学人员有权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今天很多国家学生签证的历史的由来。第三项是今天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一条，大学就无法做研究。如今，当一所大学想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学术自由至关重要。

　　美国的教育界在1900年开始强调教育的学术独立和办校自由，并形成了教授治校的机制对这种独立和自由予以保障。吴军老师认为，教授治校，行政成本比较低，学校管理民主公正透明。更重要的是，教授们具有尊严和权威，不会成为政府官员们的附庸，不会跟着政府官员的指挥棒乱转，这样才能保证学术自由。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在美国，一流大学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它们从招生、教学，到科研和建设教授队伍等，在诸多方面皆不受政府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办校理念行事。私立大学的独立性，使得它的管理和政府部门的管理几乎毫无共性，这与中国的大学完全不同。在私立大学里，各级管理部门和董事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系一级的管理基本贯彻教授治校的原则；校、院两级的管理，则多少有点像私营公司，实行校长、院长负责制，并实行董事会监督的管理机制。可以说，在管理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上，美国一流私立大学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大学里做的最好的。

　　实际上，中国大学教育的很多问题，寻根究底都出在教育严重行政化这个症结上。坦率的说，唯上不唯下的教育行政化体系如果不有所改变的话，大学应该有的特质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为大学需要独立的创新，需要独立的学术研究氛围，需要互相争论，甚至不留面子互相的探讨。所有这一切，当面对一个可以罢免你的官员，和可以罢免你的校长，你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来的。很多人只会想到，上面的人想听什么，我说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这个事不仅仅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现实，也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未来。

　　说了这么多问题，那我们的教育“大道”究竟应该怎么走？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大道”应该以良知、理性、仁爱为经，以知识、科技、创新为纬，造就新一代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国民。

　　除了获取知识和能力，大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获得良知，培养理性，提高教养。从中世纪开始，直到今天，西方的知识分子成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社会责任感让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不断地为建造一个公平、文明和进步的社会而奋斗。获得良知，并且在关键时刻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所在。在我的设想中，耿丹学院培养的人，应是有精神气质的，对人平等相待，对社会、国家、人类都有担当，内心对自由、民主、平等绝对尊重，不论是学自然科学的，还是学商科、文艺，都需要具备这样的人文素质。

　　因为我们光有知识、科技、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过去天天在喊科技创新，却忽略了对学生良知、理性与仁爱的教育，以致于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身边的很多人已经变得如此自私，如此不关心别人的生命。北大教授钱理群曾经发文感慨，称“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我一向认为，一个只懂得向学生灌输课程的大学充其量算得上三流，而那些能够点燃青年学生内心火焰的大学才真正称得上一流。我们所需要的大学不仅能够提供给学生各种知识，培养全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他们自由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鼓励他们不盲从权威，对任何事情都能够理性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很多家长一味地想要孩子们考高分、上名校、出国留学，却很少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长此以往，我真不敢想象孩子最后到底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代，即使他们最终从名牌大学毕业，也很难想象会有多么大的成就，也许就会成为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现在哈佛和耶鲁都不强调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为培养孩子的各种优秀品质，比如拼搏精神、团队精神、领导能力、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比成绩更加重要。比如，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耶鲁所培养的就是有社会责任感，有所担当的人，是具有刚毅而勇敢的耶鲁精神的未来领袖。如果中国的留学生在哈佛和耶鲁没有学到这些内容，就失去了在这些名校读书的意义。

　　对于美国这些名校，如果不理解它们的精神，不仅被录取难，即使进了大学，也未必能学到他们的精髓。吴军研究发现，从90年代起直到今天，亚裔学生占了哈佛本科生人数的15%—22%左右，但是这些年来从哈佛走出去的，最后有影响力的校友中，亚裔的比例远远达不到这个15%。这说明，光有一个哈佛的金字招牌是远远不够的，成功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很多成功人士因为各种原因就读的大学都不是很好，但是他们经过长期的努力，远远地超越了那些所谓名校的毕业生。为了进哈佛而进哈佛和因为对知识的渴望进哈佛是两回事，前者的人生高峰在离开哈佛的一瞬间就结束了，而后者的人生在离开哈佛刚刚开始。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也是我一直在呼吁的。美国不少综合性的私立大学本科生不分专业，在这些学校里没有工学院的学生或历史系的学生这一说，所有的本科毕业生拿的都是同样的学位，每个人的差异只是体现在他们最后关注的领域上。本科生们在三年级时开始确定自己的关注领域，当然还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选择。这在中国的大学里是难以想象的。实践证明，没有好的通识教育，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就不会有后劲。那些以通识教育见长的美国名校，其毕业生往往能够取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

　　我一直非常推崇梅贻琦的说法：“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为一所好的学校，首先就要有著名的老师。我接手耿丹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让耿丹学院的老师变成一流的老师，一开始全校只要能有十个八个带头人就够了。让最好的老师给老师上课，先让老师的眼界得到开阔，老师眼界开阔后自然就让学生的眼界更开阔。而研究了众多美国一流名校的吴军则反复强调，大学不仅要有大师，还要有大楼（好的硬件条件），否则大师的教育理念就无法落地生根。因为只有硬件有了保障，才能给学生请到最好的教师，提供足够的课程、图书和研究室，开展最新的学习和研究。

　　经常有家长和学员会问我选择学校的标准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应该选择去那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著名学校，不是因为那儿有名气，而是因为那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英国教育家、牛津主教约翰·纽曼（John Newman）在一次讲演中讲到，“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四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富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纽曼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上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为什么我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努力上名校不可？原因很简单，要与优秀的人同行。当然，如果没有机会上名校，也没关系，因为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不必担心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跑到一半就不会再跑了，只要你在自我教育的道路上坚持足够久，就一定能够成为那个笑到最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