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家过年的人潮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农民工。城里的老板忙着应酬，他们没有时间回家过年，一些中产白领阶层忙着旅游度假，回家过年不是他们的首选。

  过去由于户籍的原因中国人很少流动，一家人多数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去外地出差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长途旅行回家过年的，主要是两地分居的家庭。人们象树一样生在那儿就长在那儿，直到终老。改革开放首先让人成了活物，中国人早就知道人挪活，树挪死的道理，可是以前挪不了，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人们开始探头探脑地走出了家门。年轻学生的报考志愿都填上了外地，他们象长了翅膀的小鸟，已经等不急要飞出家门。脑子活的，凑了点儿资金开始走南闯北下海经商。连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也跃跃欲试。先是趁农闲时，几个勇敢的小伙子做先头部队，到城里探听虚实，这一探不要紧，他们发现了一个新天地。

  于是他们带着兄弟，叫上老乡成群结队地涌向城里，从打短工到长工，农忙时也不回去了。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活，他们亲手创建和改造着大城市。可是这些大城市却不接纳他们，他们不能享受自己创造的成果。中国长期的户籍制度使他们认定了城市不是自己的家，他们没有归属感，他们把自己当成过客。收工后睡觉的地方只是一个栖息地，不是家。

   人的最低需求是有一个盼头儿，对农民工而言，这个盼头儿就是过年。拼死拼活，忍气吞声就盼着这一天。出门在外他们要受工头儿的气，要看城里人的白眼儿。他们手上裂着口子，肩上磨出厚厚的茧子，他们心上的伤口愈合了又撕开。他们快要麻木了，只有一个信念是清晰的，就是：“我要回家过年”。家里的老父老母正盼着呢，家里的妻子儿女正盼着呢。他们自己更需要修养生息，他们需要回家疗伤。家里需要他们，他们更需要家。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回家过年，而且人数每年有增无减。政府为体现和谐把春节商业化扩大化，却间接地对春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他们也无法控制了。在中国的巨大变革中，过年的意义也在悄悄地改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