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公国涛...一个在中国近代中共兴起的红色浪潮中，躲不开的一个极具特色的传奇经历的一著名人物。中国近代史中的著名人物的命运转变，从兴起-入世-奋斗-辉煌-跌落-归宿都是值得我们可大书特书，好好总结的珍贵历史痕迹，对于今天来说，更具意义，我深信：一个不善于总结历史，忘记历史，不尊重前人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我更加相信，官方有官方的说法，民间应该有民间的说辞，说的更直白一点，民间应该保留其应有的民间八卦。

　　张国焘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主席，中共早期领袖，1979年12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溘然去世，享年81岁。对于张国焘下葬之地，国内坊间却流传着几种不同的版本，错误百出，造谣诬蔑，完全沒有事实依据。说到最后造谣的人自己都信了，这就是国内语焉不详以诈讹诈的怪象之一。

1）張公国涛

张国焘的死因和安葬墓地

　　根据查证落实的资料，张国焘是1979年年底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溘然去世的，基本属实。根据海外世界日報作者：李竹，在世界日报发表的报道：

张国焘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是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不容抹杀，他也是政治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是一位悲剧人物，他的晚年不能落叶归根，死於多伦多的老人院里，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张国焘晚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具体入党时间不详。

张国焘晚年撰写回忆录，花四年时间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百万字的《我的回忆》，并靠堪萨斯大学提供的微薄经费生活。他还有要求回国度晚年未允，后来远渡重洋来加拿大投奔儿子。

在Google搜索引擎上敲入“张国涛+加拿大”按下“回车”，一篇《多伦多张国焘墓》的网文一下子跳了出来，我惊喜异常，这位网友详细记录了寻访张国焘墓的过程，文章最后留下了墓园名称、地址和墓穴位置。原来张国涛的安葬地就在士嘉堡的一处墓园。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在地铁站接了马先生直奔墓地。位于Birchmount Road和St.Clair Ave.交界的Pine Hills Cemetery墓园很大，白雪覆盖，肃穆寂静，一座座墓碑、一株株松柏默默伫立，我们询问了墓穴大致位置，就踩着厚厚的积雪向深处寻访。按指示我们找到了Section 5，可是“Lot 2263”墓穴位置却怎么也找不到，问了在施工的工人也无明确答覆，只有分头一行行、一纵纵、一座座墓碑地找，两脚和裤腿全被雪浸透了，就这样找了约20多分钟，平整的雪地留下我们杂乱的脚印，最后在靠路边的一排墓碑中终于找到了“张公墓”，这座普普通通的灰石墓碑，让我们费尽了多少心血！

墓碑上刻着“张公国焘”和他夫人“张杨子烈”的字样，这是个夫妻合墓，墓碑背面是另外的死者姓名，原来这是个“一碑两用”，可能这样费用低些吧！

“张国焘原是北大的学子，终究是个书生，又比毛泽东年岁小，他斗不过毛泽东的”

　　其实，张国焘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淡出江湖，从不张扬，他去世后，张家后人更是销声匿迹已逾三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内外访客。

　　自国内记者的所谓报道始，后来的各种转述以此为本，大同小异，但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张国焘“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现在只有寒风中等死了”等等描述。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历史误读。

　　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很富足，高福利的国家，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社会保障，老人与妇女儿童更是各级政府部门历来最为关照的。尽管张国焘后来远走天涯，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态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书立说，坚持数年，写成了洋洋大观的《我的回忆》，是现今中共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夫人杨子烈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更有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属于中产阶级家庭。至今，我还收藏有张国焘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装革履，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

　　张国焘去世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销声匿迹。所谓张国焘最后因贫病交加，被“活活冻死”一说，应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

 张国涛回忆录中，对过去的历程做了真实的记录。同时也对中共的未来领导人的品行性格，以及党的斗争哲学所引发摆脱不了互相伤害残酷斗争循环魔杖，中共领袖们的取向做出了精确的判断。对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大员与毛泽东的关系与结局，都有独特的正确推理判断。我们以周恩来为例，重新梳理他们与毛在治国理念上冲突后被驯服的过程。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建国后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共领袖们基本上被毛收拾的服服贴贴。

　　例如：到了1956，57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反冒进”错误，逼使周恩来多次检讨，并通过刘少奇转述，有让周走开，并让柯庆施取代之的意思。这是最后一次，周敢与毛稍有抵牾。从此之后周完全驯服，完全丧失自己的灵魂，彻底以毛的灵魂为自己的灵魂。无论毛如何胡作非为，也无论苍生多么哀鸿遍野，周都不敢稍作努力去正面对毛所推行的错误政策有所反对，更加谈不上纠正了。

　　对于中共元老张国焘，我们可以简单梳理的说看出、张国焘不走不行，不逃也不行。作为中共元老张国焘没有能坐享胜利的果实，被开出党。亡命天涯，客死他乡，但张国焘的死亡，并不像江湖传说描写的那样不愖，应该说是平淡终老异乡，更为事实求是。

　　张国焘在中共历史上资历非常老，是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中共是从北大(专题)开始的，北大的三个教师是主要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往下就是北大的学生，而学生中，张国焘是最杰出的，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国焘担任北京学联主席，时年23岁。中共一大时，张国焘是中央局三人团之一，任组织主任。

　　读中共党史的时候有很多重大的事件都语焉不详，比如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乃至广州的国共合作时期，究竟谁是中共的领导人？后来读了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才知道这些事件主要是张国焘领导的。但后来由于张在党内斗争中落败，这些事件中张国焘的名字就被删去了。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把手。1935年6月，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的强大实力，而红一方面军经过前一阶段的长征，只剩近一万人。但在南下并另立中央遭受挫折后，红四方面军被迫再度北上，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再度会师。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被边缘化，并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痛苦批斗，当时批斗张最凶的是凯丰。张国焘在回忆中说，由于凯丰在批斗张的时候太过分，反而使其自己人格遭到怀疑，所以后来凯丰从此也沉默无闻。看来分寸很重要。

　　由于张国焘在苏联工作过很长时间，苏联党内斗争的残酷对张形成强烈刺激。结合自己在延安无法忍受的批斗。再想想自己令人恐惧的未来，张国焘于1938年借祭拜黄帝陵的机会逃离延安的管控，到了西安、武汉，进入国民政府统治区。

　　张国焘对中共未来发展前景有相当清晰的认识。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的《创进》周刊中发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指责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

　　既然对中共前途有如此认识，为什么张国焘没有早些脱离中共。我们理解：一则，张国焘小小年纪就已经在全国政坛积累了非常大的影响和声望，这是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放弃的，胸怀抱负的张更不会放弃。二则，早早参加学运革命，张的学业早已荒废，除了革命已经干不了其他事情了。张曾对郑超麟说过：你们这些人还可以搞搞翻译糊口，我们怎么办？他们只能靠革命活着了。

　　张国焘后来辗转定居于加拿大(专题)，并于1979年死在加拿大的养老院。由于张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属，国内媒体刻意渲染张的凄惨。实际上张国焘死的时候，他曾经的同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是先于他在1976年死去的，更不用说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人的死状了。张国焘怕牵累子女，住进了养老院，享年82岁，死的自然而正常。

　　对于张国焘的命运，值得深思的是：一则张国焘在受到本党排挤的时候只有逃到国民政府那里才能获得保护；二则，最后张国焘一直在加拿大，也就是他一直致力反对和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安享晚年，养老送终。

　　这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前景：如果敌对政党全部被铲除，张还能到哪里寻求庇护？这并非假想，而是现实，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贺龙己经给我们答案了。更进一步，如果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全被消灭会怎样？谢天谢地，张国焘追求的这一理想没能实现；否则，偌大世界也恐无张国焘的立足之地。

　　政党斗争中，本党干部成员有赖于敌对政党，甚至于有赖于敌对国家的保护。这是很多人无法认识到的逻辑。一旦所属政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专制垄断的罗网便已全面覆盖。这时，本党成员要么束手待宰，要么跪地求饶。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敌对党派全部消灭，党首再也不需要有才干的人去对敌斗争了。反而越是有才干，越是有功劳，就越是构成对领袖权力的威胁，领袖也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当然包括党内成员和干部，均已成为党首的奴仆和囚徒。党首之下的那些帮凶会得到党首的施舍；作为执政党的成员也会因为所属政党的领导或垄断地位而迷惑，甚至对自己的所处地位形成幻想。但本质上所有人都已经成了奴仆和囚徒。

　　保护反对党，防止出现一党垄断、权力失控的局面，这是人类社会在近代取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英国人认为：“英国反对党的发展是对政府艺术的最大贡献。”艾弗·詹宁斯说：“对自由国家的考验就是审查相当于反对党组织的地位。”

　　也就是说，张国焘能够善终并在晚年可以自由地写作，得益于其追求事业的过早失败，那时，敌对政党国民党尚能为他提供保护；也得益于其所追求的事业并未发展到西欧北美这样资本主义重镇。否则，他便也难逃刘少奇那样的悲剧。

2）刘公少奇

　　让我们再简单梳理一下刘少奇的兴起与结局。

　　刘少奇比起张国焘资历低得多。一大时张国焘已经位列三甲，而刘少奇直到五大时才是中央委员。最早使刘少奇声名鹊起的是1922年的安源罢工，从此他就开始从事敌后和工人运动的工作。这是从苏联获得的经验，但后来表明在中国这是一条绝望的死路。这样，刘少奇远离了更容易提高地位的军事工作。刘少奇甚至曾一度到远离中共核心的满洲工作。

　　刘少奇后来地位的奠定完全是因为其与毛泽东的关系。他们是同乡，两家距离很近。在七大后，毛又提升了另一个老乡任弼时为书记。这样，五大书记就有三个湖南老乡。朱德和周恩来则完全是基于各自在党内和军内无可动摇的名望和历史地位。

　　刘少奇与毛泽东最早接触是在安源罢工时期，此时，刘的上级是李立三，李立三的上级为毛泽东。从此刘少奇在重大关头都鼎力支持毛。张国焘说刘是毛的“功狗”

　　在最关键的，决定毛后来地位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

　　近年来国内也有众多回忆文章，历史资料开放证明了刘少奇当年对毛不顾一切的支持。

　　在延安，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又听见哐啷一声响，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人拔地而起，是刘少奇。刘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当时，满场大员，无一人拔刀相助，连毛泽东本人都未拔刀，刘少奇却慷慨拔刀。正是仰赖刘少奇等人的鼎力支援，毛泽东得以狂胜张国焘。

　　王明在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曾经在与其谈话时提到要搞一个“毛泽东主义”之类的东西。这件事情由刘少奇完成了，即毛泽东思想。背后毛刘是怎么策划的不得而知。

　　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有一次报告，他总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位回忆者观察了看台上的领袖们的表情。他们均在点头，周恩来、任弼时点得很轻，充其量能算颔首而已。林彪点得冲动而激烈，象小鸡啄米一般。最后，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王明回忆录还提到另外一个细节。王明争辩为什么毛泽东不能批评，不能批评岂不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毛泽东就是革命队伍的皇帝！革命的胜利需要这样的权威！

　　显然，在毛泽东走向神坛的过程中刘少奇居功至伟。刘少奇因此得到了报偿，他成了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和毛的接班人。但刘少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努力树立的至高无上“神”的轻轻地动了一下小手指，他就死无葬身之地。

　　刘少奇反对过毛泽东吗？对毛有过非分的想法吗？完全没有！看过一个回忆录说：在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期间，在西安的地方领导见到刘少奇，连喊“刘主席”，问寒问暖。这时，刘少奇非常严肃地说：中国只有一个主席，就是毛主席。可见，刘少奇对自己的处境微妙已经有所察觉，不敢与毛比肩而立。

　　刘少奇的悲剧根源不在于他在自己树立的“神”面前不跪；而在于刘还多少保留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刘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历史责任感。在三年大饥荒中，刘少奇诚恳地地劝毛有所改变，他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错在他面对他自己树立起来的神崇拜的还不够盲目，他还试图与神讲道理。要知道：神是要人来崇拜的，是要人来磕头的，而不是来听道理的。

　　更为严重的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大谈党内民主，还力图要自己树立起来的神降低身段。他的命运注定了。

　　与张国焘不同，此时，中国所有的敌对党派都已经被打败。1949年国民党已经被赶出了大陆。曾经还多少抱有点幻想的民主党派，经过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吵架事件；1954年新宪法之后的改选；以及最彻底的1957年反右之后，已经完全被铲灭了。这些曾经让蒋介石百般头疼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章乃器等人，毛只轻轻地动了动小手指，一个引蛇出洞，就全部匍匐在地了。

　　也就是说，此时举国之内莫非王土。专制的罗网已经疏而不漏。刘少奇再也找不到可以托庇的党派和组织了。怎么死法，那就看主上如何开恩了。

　　刘少奇到死也想不到的是，当年自己不顾一切地要彻底打败的敌对党派以及党内其他派别，能有一天成为自己的庇护场所。

　　他拼尽全力，为着自己的党派胜利，为着自己的派别的胜利而工作。他不顾一切地树立领袖的权威，却没有认识到，自己越努力工作，领袖就越神圣，自己就越微不足道。他将自己的身家命运毫无保留地寄放在捉摸不定的神灵之手，即便有九百九十九天他能够讨得神灵的欢心，但只要神灵的一刻不悦，自己便死定了。

　　这是所有毛左，以及对毛左仍有幻想的人必须认清的逻辑。

3）周公恩来

　　周恩来总理和共产国际的历史渊源背景

在中共党史上，从不讳言中共是在共产国际与苏俄的扶植下建立的，如1922年的中共“二大”发表的宣言中就称“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换言之，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为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

中共在组织上听命于共产国际与苏联。

不仅如此，中共从成立之初，就在经济上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需要完全听命于苏俄。中共“一大”召开以后，中共首任书记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16665元，自行募款1千元。”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业已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1928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1929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元。1928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60万元以上。

由于中共和苏俄的这种特殊依附关系，中共最初的几任总书记或相当于总书记地位的，除了陈独秀和向忠发外，都是曾在莫斯科读过书、为苏联人所信任的，如王明、瞿秋白、博古、张闻天，而土生土长的毛泽东是在中共北上逃跑到延安时，通过延安整风才最终攫取最高权力的。不过，在中共党内，还有一人为苏俄所器重，并将其训练成了中共特务组织的创办人，此人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法国时与共产国际关系

周恩来与苏俄的关系还要从其留学法国说起。1917年至1919年在日本求学期间，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1920年11月，周恩来受人资助前往法国留学。

根据当年为反共而组建“中国青年党”的李璜的回忆录，1920年夏天，陈延年与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一起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徐特立、陈毅、向警予、蔡畅、聂荣臻等留法学生先后为其成员。不久，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人过来，通过巴黎的光明社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李璜曾亲自参加过光明社的活动，发现这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他还发现周恩来亦几次参加活动。

因为周恩来英文较好，可以直接与第三国际代表直接沟通，所以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而该团还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透过周恩来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如何从事斗争，即怎样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以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并与其一起斗争。

为了检验“培训”成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采取了以下几次行动：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攻打中国驻法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等。每次行动中，都少不了周恩来的身影。而这乃是中共走向暴力革命、暴力镇压的肇使。

让李璜印象深刻的是，1923年中华民国政府国庆节，一些爱国人士在巴黎Zataria饭店的大客厅召开了国庆纪念会，到会者共计六百多人。不料半夜，周恩来率领十余名共党份子闯入饭店，高举红旗，并大唱国际歌，意图捣乱。后见众人怒目而视，乃绕场一周后，呼啸而去。按照中共的法律，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份子的行径该当何罪？按照彼时法国的法律，这样的行为该当何罪？从周恩来的这一举动不仅可以看出中共天生所具有的暴力倾向，而且可以判断周爱中共更甚于爱中国，周听从苏联的命令更甚于爱中国。

不过大闹里昂宿舍，却最终导致包括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等约30名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在内的105名中国留学生，在1921年10月底被遣返回国。而在巴黎坐镇的周恩来则逃过这一劫。

周恩来等人的暴力行为引起了另外一些在法国的留学生如曾琦、李璜等的警觉，为了不让“斯大林赤化中国诡计更易成功”，遂成立了专门反共的“中国青年党”，并通过刊发的《救国》杂志，揭发俄共指挥中共的阴谋事实，指出每个中共党员每月领取俄共津贴七百卢布为生活费，因此称共党为“卢布党”。针对青年党人，周恩来与旅欧的中共党人，一改往日虽在理论上辩争但在行动上还在合作的态度，开始捣乱所有联合的会议，并造成了两次流血冲突。

周恩来回国后与共产国际关系

1924年，时年26岁的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国民党内部毫无功绩的周恩来缘何一回国就被任命如此重要职务？

原来，回国时的周恩来身上揣着一封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季米特诺夫的推荐信，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也正是这封推荐信，让周恩来爬上了高位。而这个季米特诺夫曾是共产国际情报局主席，作为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的周恩来，在法国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大概也可以推出来。有文章指出，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共产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人回来，周恩来带的推荐信，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莫斯科和共产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产党员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即共产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而斯大林之所以有意分开，是为了避免外交上的麻烦。而受过苏俄培训并受其赏识的周恩来，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彼时的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和领导。

香港《开放》杂志亦曾刊文披露，有人认真研究过周恩来的早期履历后认为，周恩来出道时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从周在法国以及回国后即被任命重要职务看，这样的结论是极有可能的。

周恩来遵从共产国际指示

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共”，中共遂开始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遵从共产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等策动了南昌暴动。不久，毛也发动了秋收暴动，二者都失败后，毛选择去偏远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则继续遵循共产国际指示去攻打广州，但再遭重创，余部由朱德率领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

而周则继续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暴动等。因为按照苏俄的看法，革命要成功，必须发动城市暴动。从周恩来屡战屡败但仍坚持共产国际的做法看，也可以看出其与苏俄的关系。其后，因斯大林对毛占山为王的做法很不满意，指责其是“富农路线”，1929年，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指挥，派陈毅去夺了毛的兵权，撤消其职务并逐出政治局。对此，周曾亲口在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会议上承认。

遵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结果是，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逃跑。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而蹊跷的是，周恩来却没有一次承担罪责，即便在遵义会议上，周通过支持毛仍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而王明、博古则成为了替罪羊。而从此之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在政治、组织人事和军事上的控制，也渐渐趋弱，毛开始崛起。

　　周恩来也是人际交往和事务处理的罕见的大师，这是比较合适的词汇。他从十岁左右就在家里迎来送往，工作以后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有时超过十六个小时，处理各种纷杂事务和琐事，一生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认识了无数的各类人物，熟悉各种各样的事务。周恩来优雅得体，风度翩翩，几乎每一个与他交往的人都有非常深刻的记忆。他无微不至的细心几乎使每一个交往的人都感恩不尽。这是读许多回忆录的突出感受。

　　周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友谊，让人难以置信，无法超越。在南开他得到严修、张伯苓的赏识和资助，张想将女儿嫁给他；在黄埔军校，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仅仅在苏联几天，周就得到斯大林的垂青。遵义会议后直到去世的四十余年，他都是毛的最密切的合作伙伴。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周大概是几百年都难得一见的人才。

　　周温情脉脉，体贴入微，让许多人提起周就感激涕零。但支配其一生的，是党性，而不是人性。这是理解周最重要的前提。黄警魂是黄埔一期的学员，与陈赓、徐向前为同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仰慕周而加入中共。黄自军校开始就成为周的追随者，深受周的信任。由于黄警魂在党内斗争中受挫，对前途绝望，想要重新回归国民党。周恩来得知后派人用绳子将他勒死，埋了起来。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是周最倚重的干将。后顾顺章被捕判变。周迅即派人将其住处的亲属朋友十余人用绳子勒死掩埋，并用水泥封盖。这就是当时轰动上海的“爱棠村掘尸案”。

　　周在1927年北伐以后就逐步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从此一直不出中共最核心的三五个人之外。

　　在历史上，周有很多机会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但周宁可居于第二第三位。李立三之后，斯大林有明确的意思让周成为头领，但他却将最高地位让与王明博古，两个少不更事的青年。遵义会议确定由周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也就是最高军事领袖。在那个军事就是一切的时刻，周完全可以凭此成为中共头领，但他没有。遵义会议让毛做周军事上的助手，但最后，周反而实际上成了毛的助手。毛凭借这个机会掌控了军权，又借军权架空党的最高领袖张闻天的权力，最终成就毛后来独一不二的头领地位。

　　周不加节制地深陷事务和琐事之中，使得他没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也没有时间深入地思考。这就难免使周缺少头领应当具有的深思远虑和历史眼光。过于八面玲珑、过度地精于权变，也使得周缺少头领应当的果敢和坚定。周对此也非常明了。他多次说自己不能当一把手。

　　在毛去世，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中共又树立了新神，就是周恩来，说周如何抵制林彪四人帮。这连邓颖超都看不过去了。实际上，自进入中共核心以后，无论谁做头领，谁犯错误，周都是最得力的支持者和推波助澜者。李立三“冒险主义”他支持；王明路线他支持；毛氏文革(专题)他同样支持。从现在各种途径披露的资料看，周远比林彪更积极、更热心地投入到文革运动中。

　　遵义会议上确定周是最高军事领袖，毛是周的助手，在此之前很长时间周都是毛的上级。可以理解周在相当时间对毛的滥权是有所不满的。张国焘特别回忆了洛川会议前后，周被排除核心决策圈之外去找张下棋一节。洛川会议后，周本应迅速返回南京，但由于受到排斥而情绪不顺，周找借口到八路军总部和太原徘徊三个多月，直到被毛电报追回延安面谈。当时分歧要点是：毛只让八路军打游击，发展根据地，扩大武装，唯恐八路军打平型关那样的损失大的运动战。毛最担心周恩来出风头，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打真仗；更怕八路军将领争当英雄。周的这次徘徊能反映出在毛之下的周多少还有点闹情绪的余地。

　　到了1956，57年毛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反冒进”错误，逼使周恩来多次检讨，并通过刘少奇转述，有让周走开，并让柯庆施取代之的意思。

　　这是最后一次，周敢与毛稍有抵牾。从此之后周完全驯服，完全丧失自己的灵魂，彻底以毛的灵魂为自己的灵魂。无论毛如何胡作非为，也无论苍生多么哀鸿遍野，周都不敢稍作努力去正面对毛有所纠正。周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驯服和奴婢的姿态。每次开大会的时候，特意关照毛的座位是否舒适，自己坐上去看看是否合适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向毛展示一件物品，周跪在地上向毛做解释。这令在场的其他人深感诧异。如此细心如周恩来者，一定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一姿势具有什么含义。想必这是他早就谋划好的向毛表示彻底臣服的一次表演。

　　在文革中，四人帮曾想打倒周，“批林批孔批周公”，将周说成是最大的儒。也有很多人说周的做人准则有儒家传统。如果没有马列，没有党，或许周能成为一个好儒。但有了马列，有了党，周就只有党性。儒家讲究浩然之气，儒家鼓励大臣为民请命，这是周万万不敢的。周用党的利益，党的纪律来为自己的所有行为开脱，掩饰自己的奴颜婢膝这样为人不齿的行为。一直到周的去世，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在历史上会如何评价，而是担心自己晚节不保。这是周刘的显著差距。这反映了周缺乏历史的远见和责任感。显然，周也绝不具备一个真正儒家，如海瑞等为民请愿的勇气。

　　这就是周得以保全的根本原因：彻底地驯服，彻底地丧失原则。他与刘少奇都是这一制度的功臣，他们都曾夜以继日地工作，打败所有的党派，所有的敌人，终于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将自己老老实实地送入领袖没有丝毫缝隙的牢笼之中。张国焘因为在这个事业的中途，敌对政党仍然存在而有所逃脱，并得以善终。1949年以后，牢笼已经毫无破绽。刘与周命运的差别在于：刘因为仍然具备些许历史责任感，在跪拜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党内民主，所以刘死的最惨；而周彻彻底底地臣服了，哪怕哀鸿遍野，哪怕洪水滔天，他全然不顾，闭着眼睛跪拜，并努力地推波助澜。周恩来总理不幸因癌症去世 ，人民群众长安街头哭送总理一幕，北京城万人空巷，人民的茫然和人民的痛苦..，我们都是经历者。可以说，周的去世是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人民在悲痛中重新审视、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毫不夸张的说，正因周的去世，毛的神话开始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