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一个理想主义者信念的破灭 _ 選擇自我了断】～ 魁省山寨·魁省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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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義信念的破滅 _ 周思來總理副部級秘書紅色才女楊剛自殺案】
1957年10月7日，“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杨刚服安眠药自杀于北京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震动京华。
周恩来总理唯一副部级女秘书杨刚简介：
杨刚（1905年1月30日—1957年10月7日），笔名杨季徵（又作征），学名杨缤，女，籍贯湖北沔阳（今仙桃），生于江西萍乡，中国作家、记者。抗日战争时期，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被誉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她与前二人还被人称作“三剑客”）。
祖父杨东禄为秀才，以行医卖字谋生。未及而立即过世。父亲杨会康，曾任民国政府代理湖北省省长。伯父杨介康，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曾任新会知县。其兄羊枣（杨潮）为著名记者。堂兄杨显东是著名农学家，曾任中国农业部副部长。
1922－1927年，杨刚就读于江西南昌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毕业后免试进入燕京大学。她的初恋情人是武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林源，于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反共前夕被秘密杀害。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游行示威等活动组织。1930年被阎锡山政府拘捕入狱。两周后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获释。同年与谢冰莹、潘漠华、孙席珍等发起成立北方“左联”。1932年毕业前夕，因与党小组负责人不和，曾退党。大学毕业后，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郑侃结婚。
1933年春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秋，应埃德加·斯诺的邀请，回北平，与萧乾共同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1936年，与郑侃一起在北平参与编辑《大众知识》杂志（顾颉刚主持）。
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在武汉和上海从事救亡运动。1938年与郑侃感情破裂，郑侃独自随所供职的中央银行撤退到福建永安。1938年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1939年夏在香港接替萧乾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访问东江游击队，并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桂林。1943年转至重庆。同年冬郑侃在永安日军轰炸中遇害。
1948年9月，回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促成《大公报》转向中共和王芸生北上，把天津《大公报》改组成了《进步日报》，后担任《进步日报》副总编辑。
195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1950年10月底，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之后，她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曾因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一直未恢复。
1957年10月7日，在反右运动中自杀。原因众说纷纭，胡乔木说她因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感到十分紧张，“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人间”。一说，是前两天“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大会对丁玲的严厉批评对她刺激很大，她的退党经历，更增加了心理压力。傅国涌曾认为理想主义的幻灭是深层原因。
其女儿郑光迪女大曾任中国交通部副部长，其在任交通部副部长期間受朱镕基爱将朱小华牵连，于2002年因受贿罪被判处五年徒刑。这是后话。
這裡摘錄一段楊剛在民國時期加入共產黨，任職於《大公報》的原由經歷等，相關人仕的回憶片段能讓讀者依據分析思考：
「楊剛從小既是接觸新式教育，，父母把她送入教會學校。北伐戰爭中，楊因父親被農民協會逮捕。曾陷入痛苦的深淵。考入燕京大學以後，她因為崇拜斯大林，思想左傾，向往革命，自己改名為楊剛，然後「抱著和親人永別與去死的心境提出了入黨要求」，可見入黨之決心。
1929年夏天，楊剛在燕京大學包貴思教授的家庭朗誦會上認識了蕭乾。在交往中，她除了向蕭宣傳革命外，還幫他弄了一張假文憑考上輔仁大學。
後來，楊剛因為參加遊行被捕入獄。蕭乾則成了斯諾家的座上客。斯諾得知蕭乾已在《大公報》上發表過小說，並且與外國人編過介紹中國的刊物後，便希望蕭能幫他編一本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書籍。蕭徵得斯諾同意，邀請已經出獄的楊剛也來參加。
1939年，蕭正在香港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收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來信，邀請他去執教。於是他向報社推薦楊剛接替自己的工作。報社總經理胡政之聽說楊是共產黨員，準備另選他人。蕭力陳己見，終於讓胡政之接受了他的意見。
《大公報》是飲譽海內外的一份民間大報。其「不黨、不私、不偏、不盲」的辦報宗旨為世人稱道。但是被夏衍戲稱為「浩烈之徒」的楊剛，卻對此不感興趣。假如不是地下黨的決定，她是不肯俯就的。
很多年以後，愛潑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些國際人士成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目標。為了幫助他們撤離香港，楊剛「做了大量細緻的準備工作，包括把我從我的住所和工作地點秘密轉移。」
知情者回憶撰文說，在轉移過程中，楊剛把愛潑斯坦帶到自己隱蔽的一家醫院，讓醫生在他「腿上劃上一刀，作為被彈片擦傷的病人，方才在醫院安頓了下來。」隨後，經愛氏夫婦介紹，她還與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前往江浙前線採訪。採訪中，她克服了常人無法想像的困難，寫下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戰地通訊，並以《東南行》結集出版。這些文章既為國人激賞，也被外國人稱道。一位美國駐華武官認為，這是「他所讀到的最好報導」。
接受新式教育，便把她送入教會學校。北伐戰爭中，楊繽因父親被農民協會逮捕。曾陷入痛苦的深淵。考入燕京大學以後，她因為崇拜斯大林，改名為楊剛，然後「抱著和親人永別與去死的心境提出了入黨要求」。
1929年夏天，楊剛在燕京大學包貴思教授的家庭朗誦會上認識了蕭乾。在交往中，她除了向蕭宣傳革命外，還幫他弄了一張假文憑考上輔仁大學。
後來，楊剛因為參加遊行被捕入獄。蕭乾則成了斯諾家的座上客。斯諾得知蕭乾已在《大公報》上發表過小說，並且與外國人編過介紹中國的刊物後，便希望蕭能幫他編一本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書籍。蕭徵得斯諾同意，邀請已經出獄的楊剛也來參加。
1939年，蕭正在香港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收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來信，邀請他去執教。於是他向報社推薦楊剛接替自己的工作。報社總經理胡政之聽說楊是共產黨員，準備另選他人。蕭力陳己見，終於讓胡政之接受了他的意見。
《大公報》是飲譽海內外的一份民間大報。其「不黨、不私、不偏、不盲」的辦報宗旨為世人稱道。但是被夏衍戲稱為「浩烈之徒」的楊剛，卻對此不感興趣。假如不是地下黨的決定，她是不肯俯就的。
很多年以後，愛潑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些國際人士成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目標。為了幫助他們撤離香港，楊剛「做了大量細緻的準備工作，包括把我從我的住所和工作地點秘密轉移。」
有人撰文說，在轉移過程中，楊剛把愛潑斯坦帶到自己隱蔽的一家醫院，讓醫生在他「腿上劃上一刀，作為被彈片擦傷的病人，方才在醫院安頓了下來。」隨後，經愛氏夫婦介紹，她還與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前往江浙前線採訪。採訪中，她克服了常人無法想像的困難，寫下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戰地通訊，並以《東南行》結集出版。這些文章既為國人激賞，也被外國人稱道。一位美國駐華武官認為，這是「他所讀到的最好報導」。
可見楊剛新聞文筆才華出眾！
杨刚选择自杀之谜：
1957年10月7日晨，杨刚被人发现死于她在北京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社宿舍内。她是服过量安眠药而死，时年52岁。
此时，杨刚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此前，她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办公室唯一的副部级秘书，是周处理国际事务和对外宣传的得力助手之一。
杨刚选择自杀，疑惑未解留下的三个因素：
～理想主义信念破灭。
～工作失误，失去总理信任，丢失机密笔记本，被调离总理私书岗位。
～因车祸造成脑震荡后遗症，影响工作，长期头痛不堪病痛干扰，撒手人间。
（1）理想主义信念破灭
理想破灭之说。
中国作家傅国涌持这种说法。
回顾杨刚的人生旅程，这个说法或许更可靠、更真實、更確切。（個人認同這一觀點）
为什么呢？
因为杨刚加入中共、投身革命、拚命奋斗，都是基于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为此，她背弃了她的家庭。
杨刚，原名杨季徽，祖籍湖北沔阳，1905年，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官宦之家。
她的父亲杨会康，历任武昌守备、江西道台、鄂省政务厅长、湖广漕运使、湖北省代省长，还是一个古籍字画瓷器收藏家。母亲则是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
她自幼在家塾诵习古籍；中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南昌葆灵女中；大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
她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的。
北伐战争期间，中共鼓动农民烧了她的家，毁了她家的藏书，分了她家的田产，还监禁了她的父亲。
为此，她跟信仰不同的丈夫分道扬镳。
大学毕业不久，她嫁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婚后生育一女。但日后，她与丈夫因信仰不同而常争执。
有一天，他们又吵起来了。
她说：“我未能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不允许我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允许我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平庸女人”。
她丈夫说：“当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里也总想着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请问：这样的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一番争吵后，她与丈夫各奔东西。
为此，她舍弃了自己的婚姻。
与丈夫分开后，她一直单身。有一年，在香港，她采访中华抗敌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许地山之后，许地山夫人想给她当红娘。
她说：“我只能先感谢夫人的好意了。夫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对爱情是深有体会的。爱是双向的，只有互相真诚的爱，才是人类最圣洁的精神生活，如果勉强凑合在一起，就会使夫妻关系变成庸俗的情欲伙伴。我现在宁愿孤独地生活，也不愿与不称心的男人勉强凑合。”
一直至去世，她都没有再婚。
为此，她与唯一的女儿长期分离。
女儿郑光迪三岁时，被她寄养友人、美国女教授包贵思家。之后，她把女儿送到延安。女儿上中学时，她在美国；女儿上大学时，她在上海；女儿去苏联留学时，她在北京；她自杀时，女儿仍在苏联。
为此，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一直辛苦奔波。
1928年楊剛秘密加入中共后，她和谢冰莹等作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共附属组织——北方“左翼作家联盟”。
1933年春，她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结识了替中共做宣传的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这年秋，她回到北平，协助一名美国记者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个美国记者就是后来写出为中共唱赞歌的《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
1937年，她在《大公报》当记者，后随报社南迁香港，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副刊，让这个小小的副刊“环上甲胄，披上战袍”，成为“一只号筒”，“一只挂着红绸子对着太阳高唱的号筒”。
1943年，她辗转到达重庆，继续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其才华得到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赏识。周指示她以《大公報》編輯兼外交記者的身份，与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交往，在此期间，她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主任费正清博士。
當時費正清是美國戰略情報局派駐中國的負責人，為獲得更多情報，他開始與「左派人士」交往，楊剛和龔澎就是其中的兩位。在費正清眼裡，楊剛身材苗條，容貌秀雅。性格剛烈，她雖然「不具龔澎的魅力，也未公開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出現」，但是卻喜歡「以更鋒利的筆調」、從「更廣闊的哲學背景來探索中國的前途問題。」
交往中，他們建立了書信聯繫。費正清從楊的來信中發現，她不僅是個「非常嚴肅和虔誠的觀察家」，而且還是一個很有見地的分析家。他甚至感到，與楊進行「討論真是上帝給我的恩賜。得到這麼一位朋友是多麼幸運。」
與此同時，費正清認為從名字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理想和價值取向，因為這個「剛」字是表示「鋼」的性格，而所謂鋼的性格，正是「斯大林的幽靈」！（在俄語中，「鋼」讀如斯大林。）
這時候，楊剛萌生了去美國留學並考察美國社會的念頭。一九四四年三月。在費正清和包貴思等人的幫助下，她收到哈佛大學女子學院的入學通知書，並獲得為期一年的免費。
根據當局規定，凡出國人員必須進中央訓練團受訓，但楊剛卻寧肯不出國也不去受訓。後來在胡政之的努力下，由蔣介石特批，她才免於受訓去了美國。在那裡，她又寫下了一批精彩的通訊，並結成另外一個集子——《美國札記》。
1944～1948年，她成为《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根据中共的指示，她写了大量揭露美国资本主义问题的通讯。
她还在美国报界、文艺界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学者之间奔走呼号，反对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支持中华民国，争取美国对中共的同情。
期间，1945～1947年，她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进修文艺。
1948年11月，她奉中共之命回国。在香港，她利用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的便利，全力做《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和总编辑王芸生的工作，促成曾经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宗旨的《大公报》，转向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
她从香港北上，到达西柏坡后，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接见。
1949年初，她奉命把天津《大公报》改造成中共的《进步日报》，并担任副总编、党委书记。
1949年5月，她奉命南下，任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把这份报纸也改造成中共传声筒。
1949年10月1日，她以新闻界代表的身份出席开国大典，写了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她满怀信心地写道：
“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具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天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
1950年，她奉调进京，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不久，调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她没日没夜，全心全意为周服务，没有任何怨言。
但是，1950年10月她因笔记本丢失被调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到1957年，她亲历了毛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整人的政治运动。
特别是1957年毛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许多著名的报人、作家、艺术家，包括她的朋友，领导，同事，一个接一个被打倒，全国上下，人人自危。
这场运动，使她曾经火热的心，变得冰凉；那千年的大梦，变成一枕黄粱。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有三大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杨刚。
到1957年，彭子冈、浦熙修都被打成右派。
她不得不在批判彭子冈的会上发言，揭批她当年在《大公报》的同事，跟她一起出生入死的中共地下党员彭子冈。
到1957年，她的燕京同学、多年的挚友萧乾，也被打成右派。
抗战前，她请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从此，《大公报》成为发表和转载中共根据地文艺作品最多的三家报刊之一。
1949年，萧乾已接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聘书。在是否回国的问题上正犹豫不决时，她力劝萧乾回国，为“新中国”效力。
现如今，萧乾仅仅因为响应党的号召讲了几句真话，竟被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人之列。
她自杀的前一天，作为《人民日报》“反右领导小组”的第三把手，不得不写一篇批判萧乾的文章。
《人民日报》副总编林淡秋，将她的文章交给编辑叶遥校对。过了深夜23点，快校完时，她敲门而入，对叶遥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
她自杀前两天，她被安排到文联礼堂参加批斗丁玲、冯雪峰、艾青等8人的大会。
她挨着丁玲坐着。当时，丁玲拿着手绢，不停地擦眼泪。她则表情谙然，呆若木鸡。
当时任中国作协党总支书记的黎辛后来回忆说：“我和（中组部长）安子文谈到杨刚自杀时，安子文曾经问过我：‘这天开会有谁知道？’我说，我们五人小组知道。安子文又问：‘还有谁知道？’我说：‘中宣部部长和副部长知道。’我又说：‘部长陆定一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他不会干这个事。’安子文忽然大声说：‘那就是周扬，肯定是周扬通知杨刚的，他可能想扩大战果。’”
周扬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毛在文艺界整人最凶的打手之一。反右运动中，过去反对过他的，对他不大尊重的，包括不一定是不尊重的人，统统都被他打下去了。作家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写道，七整八整，文艺界就剩下他（指周扬）一个“正确”的了！
周扬点名要杨刚参加批斗丁玲等人的会，让杨刚不寒而栗。
黎子文写道：“那种场面，使杨刚感到她可能也要像丁玲那样被批斗，所以自杀了。”
1957年6月9日，标志反右运动开始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第二天，杨刚以“金银花”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她写道：
“弟兄们，我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做的梦，不论人家怎样想，几万万人的梦想，会是很大的吧；那时候，美国人和地主官僚资本的鞭子抽得我们满地滚呵，我们的苦恼有天那么大，我的梦也有天那么大；天上飞着大红旗子，天帏和烟囱交颈拥抱，绕着我们的红旗呼呼地，呼呼地，喷出我们强烈的诗篇——钢铁的火焰和烟云；我们全站起来了，抬出了紫艳艳的晨曦，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洪流把人们载送到永远，永远。虽然我们吵架，争工分，争猪食，反对官僚主义……可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弟兄们，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
“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这压抑已久、从心底迸发出的惊天一问，或许正代表了她抛弃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破灭。
分析·小结
作为一个把一切都献给党的忠诚女儿，杨刚曾经诚心诚意地相信：中共是“一个为自由和尊严（几千年来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化身”。
但是，从中共建政后强迫知识分子自我羞辱的“思想改造运动”，到1957年“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的反右派运动，她苦苦追寻的自由在哪里？尊严又在哪里？
理想原是镜中花，一生奋斗全白搭。
杨刚绝望了，只好一死了之。
（2）丢失機密筆記本，工作失職，失去總理信任，被調離崗位。
毛泽东的大秘胡乔木持此说法。
1950年10月，作为周恩来的秘书，杨刚丢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里面有一些党的机密。为此，她向周恩来请求处分。周说，笔记本不会丢到远处，会找到的。原来，捡到笔记本的人已把它交给周，周已看过里面的内容。
笔记本内，不仅有党的机密，还有杨刚与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主任费正清亲密交往的内容，有她和费正清的联系方式。
周恩来将上述情况告诉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他找杨刚谈话，将她调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管国际宣传。
虽是平级调动，一切待遇不变，杨刚还是很难过。她知道，周恩来和党中央不信任她了。
反右运动一来，她担心中共借此整她，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这件事发生在七年前，虽然对她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也可能是其自杀的原因之一，但不应该是主因。
（3）因病说。長期受病痛折磨，不堪其苦。
楊剛的美国好友费正清持这种说法。
1955年，她不幸遭遇一场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医治后，仍有后遗症，经常头痛，无法正常工作。她不得不请病假，到广东从化、杭州疗养，但疗效不佳。
费正清分析说：“她发现她的大脑遭受的损坏如此严重，再也不能做有用的工作了。她自杀了。”
但是，据她在报社的同事讲，她自杀前，出席会议、撰稿、处理稿件等，都算正常。这说明病情干扰并不大。
杨刚与费正清的结缘
费正清追忆杨刚，杨刚（1905～1957），祖籍湖北沔阳，生于江西萍乡。1943年与费正清见面时38岁，已是声誉卓著的《大公报》文艺编辑，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并称新闻界“四大名旦”。她告诉费正清自己成长于父母失和家庭，很早就有“男女平等”意识。
费正清追忆品评杨刚：
「她不具龚澎的魅力，與我交往也未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分出现，但是她以更锋利的笔调、更广阔的哲学背景来探索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就是杨刚。」
离婚后她一直没有再婚。
为此，她与唯一的女儿长期分离。
女儿郑光迪三岁时，被她寄养友人、美国女教授包贵思家。之后，她把女儿送到延安。女儿上中学时，她在美国；女儿上大学时，她在上海；女儿去苏联留学时，她在北京；她自杀时，女儿仍在苏联。
为此，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一直辛苦奔波。
1928年秘密加入中共后，她和谢冰莹等作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共附属组织——北方“左翼作家联盟”。
1933年春，她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结识了替中共做宣传的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这年秋，她回到北平，协助一名美国记者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个美国记者就是后来写出为中共唱赞歌的《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
1937年，她在《大公报》当记者，后随报社南迁香港，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副刊，让这个小小的副刊“环上甲胄，披上战袍”，成为“一只号筒”，“一只挂着红绸子对着太阳高唱的号筒”。
1943年，她辗转到达重庆，继续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其才华得到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赏识。周指示她以编辑、记者身份，与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在此期间，她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主任费正清。
1944～1948年，她成为《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根据中共的指示，她写了大量揭露美国资本主义问题的通讯。
她还在美国报界、文艺界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学者之间奔走呼号，反对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支持中华民国，争取美国对中共的同情。
期间，1945～1947年，她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进修文艺。
1948年11月，她奉中共之命回国。在香港，她利用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的便利，全力做《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和总编辑王芸生的工作，促成曾经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宗旨的《大公报》，转向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
她从香港北上，到达西柏坡后，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接见。
1949年初，她奉命把天津《大公报》改造成中共的《进步日报》，并担任副总编、党委书记。
在重庆时期，受周恩来器重，在其领导下做统一战线工作。与费正清成为好友。1944年年赴美就读哈佛大学，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并为中共从事国际统战。
1948年9月，回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促成《大公报》转向中共和王芸生北上，把天津《大公报》改组成了《进步日报》，后担任《进步日报》副总编辑。
195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1950年10月底，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
自杀最后两天：
自杀前两天，杨刚出席“丁陈反党集团”批判大会，王府大街（王府井大街北段）中国文联大礼堂，800余人，座无虚席，杨刚挨坐丁玲身旁，目睹对丁玲、冯雪峰“历史错误”的严厉批判。她当然会想到自己1932年脱党、1950年丢本。
自杀前一天(10月6日)，作为《人民日报》“反右领导小组”第三把手，她写了一篇批判萧乾的书面发言，很朴实，调子不高，没有无限上纲，只是规劝老友萧乾看问题不要太片面。副总编林淡秋交编辑叶遥校对小样。过了23点，快校完时，杨刚敲门而入，对叶遥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叶遥回答做不了主，林淡秋交的任务。杨刚说回家后会给林淡秋打电话。叶遥看她态度坚决，答应明天一定转告林淡秋，劝她早点回家休息。见她一人走，不甚放心，叶遥扶她下楼回家。
我陪她到家大门口，她双手抓住我的手不放，好像要说什么，但没有说。
次日清晨，其嫂发现她死在床上。党员自杀，中共一向视为叛党。叶遥说：
我心里的问号是：难道她的死和“反右派”斗争造成的极不正常、人人自危的严峻政治局面无关？当时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包括著名报人、作家、艺术家等等，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公之于众，其中有她多年共处的老同事和相知的朋友，难道对她没有触动？……她是个政治敏感性很强，有情有义的刚强女性，在当时情况下，她只有沉默。这是我自己对自己心里问号的回答。
萧乾划“右派”，杨刚十分尴尬，也无法接受。1949年，是她竭力拉劝这位燕京同学“回国服务”。其时，萧乾在香港接到剑桥大学聘书。现在自己的“好心”使萧乾得了“恶报”，还要出手批判萧乾，正直的杨刚如何接受这一事实？但组织正式定性，萧乾已“右”，她无力回天，只能选择“回避”。加上出席批斗丁、冯大会，产生不良联想。安子文分析杨刚自杀原因，认为中宣部副部长××（估计周扬）想“扩大战果”，故通知杨刚出席丁陈批斗会——
那种场面使杨刚感到她可能也要像丁玲那样被批斗，所以自杀了。其实调动杨刚的工作，事情就处理了，不需要批斗她。
杨刚自杀，病情因素不大。自杀前，她出席会议、撰稿、截回批萧稿件等，说明病情干扰并不大，可以排除。“丢本说”或为诸因之一，然绝非主因，事隔七年，何至于为之自杀？“政治说”应该是主因，肃反以来的高压氛围，反右运动又如此暴烈野蛮，人际关系没法看了，正直的杨刚无法继续“刚强”，因厌世而弃世。“政治说”之所以长期不被接受，或曰长期回避，当然是有需要回避的原因——岂非否定“伟大的反右运动”？就是为右派平反，但“反右运动”仍定性“必要”。
1940年代新闻界“四大名旦”，1957年全军覆没。彭子冈、浦熙修、戈扬“划右”，杨刚自杀。这一集体际遇，问号垂空，质疑毛时代的“激情燃烧”。
在文章的最後，我們不妨回首看一看楊剛的戀愛、愛情、婚姻，由此可見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接受左翼革命思潮投身革命，進而成為一個革命的理想主義者的脈絡。
楊剛的改名與唯有一次的婚姻破裂
少女时代的杨刚爱上了她革命的启蒙老师，举止文质彬彬颇有学者风度的林源。他是当年武汉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参加过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他受组织委派搞农民运动，负责组织训练农民武装。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前夕，林源突然失踪了。之后据知情者说，他是被反动分子抓住，用麻袋裹着丢到长江里，牺牲了。可見當時囯共兩黨鬥爭的殘酷性。现实是残酷的。這是楊剛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她的初戀。
1928年，杨刚在燕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燕大外文系读书期间，她积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北方 “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与潘漠华、谢
冰莹、孙席珍等作家交往。这一期间，北大经济系男生郑侃热烈追她，性格豪爽的杨刚问：
你真的爱我吗？我有我的志向和追求，又有男人般豪爽的性格，我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啊。
郑侃信誓旦旦：
只要你答应我，接受我的爱，这就是我的幸福，别的我不计较。
1932年秋，杨刚燕京毕业前改名“刚”，表明思想倾向——斯大林说共产党员具有“钢”的质量。费正清说这一改名是“斯大林的幽灵”。
毕业不久，杨刚嫁给郑侃，婚后生育一女。因与党小组长赌气，杨刚脱党，但一直参加中共地下活动。1933年春，杨刚赴沪，参加“左联”，结识史沫特莱。是年秋，应燕京新闻系教师爱德格·斯诺邀请，回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中国左翼文学较早译本，译介鲁迅、茅盾、巴金等人作品，亦收入杨刚英文小说〈日记拾遗〉（后译中文，改名〈肉刑〉)。1935年，杨刚翻译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杨刚在报刊发表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
1936年，杨刚与丈夫参加顾颉刚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七·七”后，杨刚重新加入中共，辗转武汉、上海，积极救亡，三岁女儿郑光迪寄养友人包贵思家。由于与郑侃在性格气质、信仰追求上存在差异，夫妇裂痕难弥。杨刚决定随左翼文化人南下，中央银行职员的郑侃则要随单位转移福建永安。夫妇争执不下，杨刚泪曰：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未能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不允许我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允许我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平庸女人，关于这一点，当时我不是就声明了吗？
郑侃回敬：
杨刚同志，我可敬的革命家，我知道在革命的天平上，我的分量比你轻。想当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里也总想着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请问，这样的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杨刚回掷：
自私，可耻的自私。郑侃先生，没想到国难当头，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替你羞愧。既然我们在认识上有分歧，感情上又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那还不如快刀斩乱麻，登报离婚。
郑侃不同意登报，有损颜面。从此，分道扬镳，各奔一方。1943年，郑侃在福建永安死于日机轰炸。
（魁省山寨·匯集整理編箸）
后記：
理想主义者指善于运用直觉去认识世界，运用情感去对世界作出判断的人。 理想主义是高于现实并能调校现实的一种思想倾向。
革命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的理想多是别人已经构造和描画好了的，不管是何种信仰、主义、理念或宗教，都是一种乌托邦，一种超出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
理想主义者只需认同这一理想，并答应贡献出自己的思想甚至生命，便能换取这理想所承诺的赋予他们的生命的意义。这样，理想主义者生命的能量就找到了寄托。
从是否坚持独立思考的角度来看，理想主义者的对立面是个人主义者，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永远是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死敌，对恐怖主义也同样深恶痛绝。这是由个人主义者的特征决定的。个人主义者是执着地忠于自己同时又尊重别人的人。因为对自己的真实和忠诚，他对世界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不相信被灌输被告知的所谓真理，对权威嗤之以鼻，而坚持由自己将事件的表皮一层层剥开，认识到里面的实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放弃独立思考、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一群人，是求知欲旺盛、勤学不倦、思考不止的那群人。求知和思考，是个人主义者生命中能量的寄托。个人主义者，说白了就是“执着于独立思考的人”。
通過對楊鋼的一生經歷与故事，讓人陷入深深的沉思，因為她的路徑與當年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我們的前輩，有太多相似，因為他們最後都選擇走进革命的理想主義的大潮中…。
而最後的結果，我們這代人都看到了。
～魁省山寨·不忘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