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回望的瞬间_铁路沿线子弟】节选  

作者：魁省山寨·𣁽省老张

第三章《文革的逃难：媽媽带着我与媽媽肚中180天的妹妹逃离贵州》  

章节片段：

贵昆铁路线上的小镇火车站  

那是1968年的3月左右，大地已经开始回春，但山间依旧早晚气温寒冷，我们一家住在夹皮沟铁路平房，一排低矮的砖瓦房紧挨着正在建设中的水城火车站。站台边是连绵起伏的贵州山峦，山间薄雾缭绕，空气中夹杂着湿冷的泥土气息和远处松林的清香。

那时的贵昆铁路正如火如荼地修建，这条连接贵阳与昆明的生命线承载着国家“工业西进”“战备西迁”的重托。铁轨两旁，工人们挥汗如雨，铁道兵的号子声与机车的轰鸣交织在一起，偶尔还能听到山间传来的爆破声——那是开山铺路的回响。

小城虽小，却名声渐大，因为这里是贵州省五十年代定下的三个经济特区（六枝特区，盘县特区，水城特区），是国家级重要的西南煤矿基地，更是铁道部勘测设计院最后定案的贵昆线铁路枢纽基站之一，所以它没有停顿的瞬间，时刻因铁路建设而喧嚣，站台上堆满了钢筋、枕木，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和机油的味道。  

我那时在上小学，每天放学都抄近路穿过火车站，走在铁轨上。铁路上的孩子大多如此，从小在枕木和钢轨间长大，练就了一身灵活的身手。我们熟悉列车的运行规律，知道调车时的信号灯含义，甚至能听出远处火车的汽笛声是客车还是货车，扒火车是我们从小必练的技能，当然这一切全部都是瞒着父母偷偷练，也有不少的同学，因为失手而折翼车轮，断胳膊断腿，那是常有的事，所以铁路的父母不容易，伤心劳肺，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听到了调皮孩子的噩耗。那时的管理远不像如今严格，铁路对我们来说既是 playground，也是生活的延伸，更是挑战社会，乃至挑战生命的练习场，尽管危险如影随形，但在那个年代，这却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状态，我们从未胆怯过，而是兴奋的跃跃欲试，跟随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脚步，有样学样，扒火车上的身手应该说对铁路沿线子弟是基本功，如果没有练就这一手绝活，那你是不及格的，而对男孩而言，还有一个就是人人身上带刀，我们从小就练习贵州山区的牛角折叠刀拔刀的技能，从口袋里摸出刀完全不能有任何停顿，而是向对方刺杀的挥臂过程中，让折叠刀就在进行途中打开刀刃，这套拔刀刺杀程序可以说是铁路沿线子弟闯江湖绝活，在双方应战的时候，铁路子弟拔刀的速度永远战先，这个童子功是至到今天本人对自己的拔刀技能，依然保有信心。

贵州的初春与家常  

贵州的节气是非常正常的，是四季分明，按天理地数有规律运行。我记得当时学校上课时段时停时开，也没有规则，反正就是等着同学们互相通知，没有通知就不用去学校，那天没有上学，我在下午四点就捅开炉火做饭，以便等爸爸妈妈回来吃晚饭。天色已浙渐渐昏暗，父母还没下班回家。我到贵州与父母团聚后，做饭就是我的责任，妈妈早早叮嘱教我学會做饭，以便等爸爸妈妈回来可以节省时间，我很高兴可以为家庭做一份贡献，把饭做好，让爸爸妈妈可以多一点休息，爸爸妈妈回来，带一些食堂打的菜肴，或者爸爸做一个蛋花汤，再炒个辣椒青菜，一家人的晚餐就是这样了。

我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点煤炉做饭。我熟练地引燃煤块，火苗窜起时，屋子里已有了几分暖意。煮好米饭是我的任务，就等爸爸妈妈下班回来，晚歺简单却温暖。这就是我们家的日常，也可以说是大多数铁路沿线家庭的生活状态。

文革风暴下的铁路人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西南的云贵川三省尤为激烈。这里是政治运动的“火药桶”，派系斗争、群众夺权如野火般蔓延。造反派组织相互批斗，武斗场面惨烈无比，喊杀声、标语声响彻山谷。那时的革命热情高涨得超乎想象，贵州的乡间小镇也不例外，连平日安静的铁路沿线都被卷入这场风暴。  

父亲是中国铁路老营盘锦卅铁路局的老铁路人，年纪轻轻二十岁就在铁路系统担任段级领导。五十年代中期随着中国铁路网从东向西扩展，经铁道部干部局在各局干部调配抽调支援西南铁路建设，他随东北各铁路局的抽调干部和铁道兵部队来到西南，参与宝成铁路与贵昆线的建设。由滕代远部长直接下令锦卅铁路局老红军廖局长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那时的铁路人执行命令，一丝不苟，军令如山。在抽调的支援铁路队伍里，除了铁道兵部队，还有来自全国各交大学以及铁道学院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是铁路建设的主力军。然而，文革一来，这些老干部和技术骨干首当其冲成了“走资派”，“当权派”。父亲在铁路地区声誉极佳，与同事干部群众关系融洽，群众关系甚好，但是还是躲不过被推上批斗台。  

父亲被批斗的那天。铁路地区的大会场挤满了人，台上挂着“打倒走资派”的横幅，父亲與地區各段當權派十幾號人一起被批鬥，被迫戴上写满罪名的牌子，头戴铁皮高帽，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台下，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一方是以东北调来的工人为主，他们大多支持老干部；另一方则是激进的造反派，喊着口号，挥舞着拳头。会场火药味十足，双方针锋相对，對父親支持和友善的這一派的組織中，其中有二位地区著名人物，一位是王伯伯，老铁路人，沈阳铁路局出生，号称工务段活字典，技术超群，为人侠义，出身好，正宗工人阶级。另一位是錦州铁路局的金叔叔，與父親稱兄道弟，關系極好，他是孤兒出生，老鐵路人，技术精神，铁路养路土专家，為人正直渾身是膽，没他不敢干的事，人称“孤儿金”。他俩在台下手持紅櫻槍，對著揪鬥我父親的人怒目而視，他俩身後就是他们那一派的組織成員，一個個也是做好了搶人開打的准備，那架势就是誰要動手侮辱我父親，他们即刻上前廝殺，王伯伯与金叔叔的陣式和舉動，完全震懾住主持會場的造反派，沒有人敢對我父親動手，也没有对其他挂牌批斗人员进行暴力举动，但是双方明显都不服气压着火，主持会场的地区革委会主任人不断高喊“按毛主席指示把会开好”，“要文斗不要武斗”等文革革命口号，不断降低火药味，才勉强压住即将爆发的流血冲突。  

那天，父亲虽被批斗，却十分神奇，未受皮肉之苦。会后，以东北工人为主的造反派迅速上前，将父亲和其他“当权派”押回各段宿舍，名义上是看押，实则是保护。父亲却敏锐地察觉到，局势已如绷紧的弦，一触即发，明天各派一定会纠集人马，要决一雌雄。当晚，父亲与东北群众组织的头头连夜开会商议，最终决定即刻前往北京铁道部陈情，避开锋头，避免流血。时间紧迫，父亲甚至来不及回家告别，只托人捎话给母亲，便與東北工人組織頭頭和其他骨乾，共計十入匆匆登上北去进京的列车。同时也避免了一次铁路内部的大规模的武装械斗。  

逃离的前夜  

那段时间，学校时开时停，我多半待在家里。这天傍晚，我早早做好饭，坐在煤炉边等着爸妈回来。夜色渐深，妈妈终于推门进来，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她关上门，喘着粗气对我说：“你爸坐火车去北京了，我们今晚也走。”我愣住，问：“我们去找爸爸吗？”妈妈摇摇头，声音低沉：“不，我们回广州。马上收拾东西走。”

        家里东西不多，一个用床板和油箱拼凑的柜子，几件换洗衣服，妈妈很快收拾好两个小皮箱，我们草草吃了顿剩菜拌猪油酱油饭，剩下的米饭装进饭盒当干粮。妈妈挺着六个月的大肚子，带着我直奔火车站。

月台上灯火通明，我背着个贵州背篓装上一个箱子，妈妈则提着另一只箱子，拉着我的手快步前行。站台上挤满了人，汽笛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妈妈直接带我进了列车调度室。那里归电务段管辖，里面的职工大多是熟人。见到妈妈，他们忙不迭把我们接进去。一个叔叔拿了件军大衣裹住我，让我在长条凳上休息。我哪里睡得着，睁大眼睛看着妈妈和几位叔叔阿姨低声商量。他们说铁路前方已被封锁，但有一列货车已挂好机头，正等待协调。妈妈当机立断，决定搭这趟货车。她找到列车长——幸好也是熟人——行李很快被搬上首车，我们则在调度室等待发车信号。  

等待的时光漫长而煎熬。我迷迷糊糊睡着，又被妈妈半夜叫醒，跟着她跌跌撞撞上了首车。可车没开多久，又因前方问题停下，我们只得返回信号楼。一晚上折腾了好几次，直到凌晨三点，信号终于放行，列车缓缓驶出车站。  

山间的生死冲锋  

列车行驶约一小时，在山间铁路线上突然停下。前方传来消息：造反派架起两挺机关枪封锁了铁轨，列车无法通过。我们被困在车厢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缩在里面不敢动弹。这时我才看清，车厢四周席地坐满了人，密密麻麻有十三四个，都是铁路干部职工。除了妈妈，还有个小赵阿姨，也是电务段的，她也是要逃回成都。  

大人们围着刚跑回来的火车司机商量对策。天还未亮，谁也不知道前方是哪派群众组织，更不敢贸然接触。最终，列车长和司机提议冲过去，大家都是铁路人，胆大心细，一致同意。司机跑回机头，大家趴在地板上屏息等待。很快，火车启动，速度逐渐加快，直冲峡谷。就在这时，机枪声响了——“哒哒哒”，子弹打在车厢铁板上，发出刺耳的“啪啪”声，玻璃被扫得粉碎。妈妈紧紧护住我，挺着大肚子把我压在身下。那一刻，我仿佛能感受到肚子里妹妹的心跳，这是我们最“靠近”的一次。  

列车没有停顿，呼啸着冲过封锁。枪声渐远，我们抵达贵阳时才得知，司机颈部中弹，幸亏送进铁路医院后保住了命。冲过封锁后，列车长起身查看，确认安全，才让大家起身。车厢里满地玻璃碎渣，寒风从破窗呼呼灌入。我们用铁槽清理了碎片，虽然冷风刺骨，但劫后余生的喜悦让人们兴奋地交谈，互相检查是否受伤。幸运的是，除了司机，无人伤亡。  

这其中发生了一件事，是让我终身难忘和给我深深的影响，虽然涉及妈妈的隐私，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真实的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是当时文革时期我们普通民众的所经历的过程。

妈妈是生长在大城市大富人家的闺女，广州解放后考入了解放军军校后来学校划归铁道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铁路科班毕业生。妈妈从小就好强自立，处事果断，自尊自律，分寸分明。而且极其尊重他人和顾及他人的感受，在单位上上下下是有极好的口碑。

经过紧张惊险的冲关之后，因妈妈是孕妇，经过这番惊险后急需解手。列车长见状，赶紧向站在车外栏杆的人说明情况，大家都全部进了车厢，只留小赵阿姨陪妈妈在车门外。我不放心，非要跟出去。小赵阿姨见列车运行摇晃，就告知母亲说，就在靠近道车登车梯方便解决算了，不要冒险。但是我妈妈不同意，说等回大家出来一股尿味不好，也没东西打扫。妈妈坚持要下到登梯口，不愿弄脏列车，小赵阿姨见妈妈如此坚持非常紧张，一只手抓紧铁杆，一只手抓紧我妈妈，另外让妈妈一只手扣住她腰间的铁路工人作皮带，我拽着小赵阿姨的衣服衣服。紧张地看着妈妈，那一刻，妈妈裹着铁路大衣，蹲在首车梯台阶上，一手抓着栏杆，一手握住小赵阿姨的皮带。這一刻對媽媽十分危險，貨車在運行，首车在摇晃，如有丁点閃失後果不堪設想，我则紧抓首铁栏杆，一手抓住小赵阿姨的衣服，紧张地盯着妈妈。好在妈妈是老铁路人，方便后稳稳当当回了车厢。  

贵阳站的告别  

在贵阳站，我们与小赵阿姨分别。她要去成都，我们则南下长沙。小赵阿姨抱了抱我，亲了亲我的脸，叮嘱我：“好好跟着妈妈，别乱跑，要学会照顾你妈妈。记着，你的小弟弟在你妈妈肚子里，他可是会看着你的哟。”我用力点头，牢牢记住这句话。  

        和小赵阿姨挥手告别后，我们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妈妈怀着身孕，手里攥着铁路工作证和职工免票，上了车，她疲惫地找到列车长，低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列车长是个和善的中年人，看了看妈妈隆起的肚子，二话不说给我们安排了卧铺车厢。那一刻，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妈妈和我终于可以好好休息睡觉了。

火车晃晃悠悠地前行，我靠在妈妈身边，小声问道：“妈，我们为什么不去北京找爸爸呢？”妈妈转过头，眼神里藏着几分倦意和无奈，她轻声道：“北京太乱了，人多嘈杂，你爷爷一个人在你姑姑家，你姑姑一家人还要照顾他，顾不上我们娘俩。去广州吧，你外婆能照顾我和你弟弟。我也惦记她老人家，你都这么大了，还没见过外婆呢。”她的话音低沉，像在安慰我，又像在说服自己。说完，她靠着枕头闭上了眼，脸色苍白得让人心疼。我却睡不着，趴在窗边好奇地看着外面掠过的风景，心里满是对未出生弟弟的憧憬——他会是什么模样呢？

在长沙转车时，一切还算顺利。候车室里等了三个钟头后，我们登上了去广州的列车。这次没卧铺，只有硬座。妈妈挺着肚子，整个人几乎瘫在窄小的餐桌上，沉沉地睡着。我看着她憔悴的侧脸，心里一阵酸楚，只能默默守着她。

第二天清晨，火车终于驶进广州站。妈妈像是凭着最后一丝力气，带着我挤上公共汽车，直奔海珠广场。车停在终点站时，她轻声说：“到了，外婆家就在附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我们敲响了外婆家的门。门一开，外婆愣在门口，而妈妈早已眼泪止不住地淌下来，她扑进外婆怀里，像个孩子似的呜咽着。外婆也红了眼眶，泪水在眼角打转，目光却落在妈妈的肚子上，赶紧扶她进屋。隔壁小房间里有一张长椅，外婆让妈妈躺下，两人用我听不懂的广东话低声交谈着。我猜她们在说这一路的颠簸和辛酸。外婆把我拉进怀里，紧紧抱着我，那一刻，我感到外婆的体温，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充满全身，忽然，一个小脑袋从门外探进来，外婆笑着喊：“友仔，快过来叫妈妈，妈妈回来了！你哥哥也返来啦。” 我看着这个害羞偷看的小男孩，他就是我的弟弟。那是我们兄弟第一次见面，我愣愣地看着他，他也楞楞地看着我，双方心里都泛起一阵奇妙的感觉。

外婆左手抱着弟弟，右手揽着我，就这么静静地听妈妈诉说这一路的艰难。中午，外婆忙着给我们做饭。她说舅舅和小姨都下乡参加运动去了，家里只剩她和弟弟。她每天下午还得去街道办事处开政治学习会，日子过得相当的压抑。

那天晚上，外婆回来时，妈妈的脸色更差了，捂着肚子低声呻吟。外婆急了，决定带她去医院。可附近的小医院连个医生都没有，只有一个值班的代理护士，看了妈妈的情况，随手开了点药。妈妈和外婆商量着不敢吃，她咬着牙说：“我坚持到明天早上，去铁路医院。”那一夜，我迷迷糊糊听着妈妈压抑的痛哼声，外婆拖鞋踩地的脚步声在屋里来回响着，心里满是不安。

第二天早上醒来，家里空荡荡的，外婆家是一幢四层楼联排别墅，外婆住三楼。外婆和妈妈都不见了。桌上摆着四个热乎乎的叉烧包，弟弟熟练地拿来碗筷，还端出两碗稀饭。我们俩饿极了，狼吞虎咽地吃完。到了下午，她们还没回来，我和弟弟在厨房翻出点白米饭，又找到些酸溜溜的广东小菜——黄瓜和萝卜，胡乱拌着吃了一顿。

直到夜幕降临，外婆才扶着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妈妈走路已经摇摇晃晃，外婆小心翼翼地把她扶到床上躺下。后来我们才知道，铁路医院也没医生，她们等了一整天，才来了个实习医生。检查敷衍得不行，随手开了点药，连住院都没安排，就让妈妈回家“静养”。折腾了一天，她们就这样回来了。

半夜，我被妈妈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惊醒。睁开眼，只见她和外婆慌忙穿上衣服。外婆叮嘱我：“在家好好待着，厨房有吃的，自己找。”我眼睁睁看着她扶着痛苦不堪的妈妈下楼，再次奔向医院。那一刻，我的心揪得紧紧的。

白天，我守在家里，耳朵一直听着楼下街道的动静，盼着妈妈平安回来。晚上，外婆终于踉踉跄跄地进了门。我和弟弟扑上去问：“妈妈呢？”外婆声音哽咽：“妈妈还在医院，明天才能接回来。她生了，是个小妹妹……可孩子没保住。”她的眼眶红肿，却强忍着没让泪水掉下来。我和弟弟呆呆地看着她，我满脑子都是那个“死”字，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第二天中午，外婆带着毛巾和厚外套去接妈妈。我和弟弟在家等着，直到晚上七点，才看到外婆扶着妈妈回来。妈妈裹着厚大衣和大围巾，只露出一双无神的眼睛。回家后，她脱下外套，我才发现她头上缠着白布条，脸色苍白得吓人。外婆扶她躺下，又急匆匆出门买了广东姜醋猪脚回来。那股浓烈的糖醋姜味弥漫了整个屋子，至今我都忘不了。

头三天，外婆不让我们进妈妈的房间。她独自送些吃的进去，门总是紧闭。第四天，我和弟弟终于能进去看妈妈。她躺在床上，脸色白得像纸，眼神空洞。我们站在床边，不知该说什么，只能乖乖听着。外婆叮嘱我们别乱动，说怕风吹着妈妈。她虚弱地说：“还好妈妈捡了条命回来，可惜你们的妹妹……她生出来时，医生还给我看了，很漂亮，已经成型了，她只在我们家待了六个月，就走了..，仔仔，妹妹跟你小時候一樣。”泪水从她眼角滑落，外婆示意我们出去，轻轻关上门。

我在门外站了许久，家里静得让人都不敢动，没有哭声，也没有说话声，只有“妈妈裹着头靠在床栏上流泪的样子”深深烙在我心里。那一刻，我暗暗发誓：我长大后，要好好保护妈妈。

“还好妈妈捡了条命回来，可惜你们的妹妹……她生出来时，医生还给我看了，很漂亮，已经成型了，她只在我们家待了六个月，就走了..，仔仔，妹妹跟你小時候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