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徒手簡介：

「陈徒手

    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北京青年 报》副 刊 编辑。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作《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的中国文坛纪实》推动了国内目前的口述史研究。

    近期，学者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历史学家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频频入选各大好书榜。一时间，人们再度将目光聚焦于19 4 9年后，那些广义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一波波思想改造的浪潮中，经历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过”的艰难转变。

    尽管在回溯“脊梁是如何弯曲”的课题上，两人的视角也各有侧重———如杨奎松以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人为个案，研究思想“洗澡”中书生与政治的关系；而陈徒手则主要以俞平伯、王瑶、傅鹰、马寅初、冯友兰等北京大学“头面人物”在50年代初至6 0年代中的命运为主线，反映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侧影———但都特别注重对一手档案文献和资料的运用。

    如果让陈徒手挑一块只属于他的福地，位于北京城南蒲黄榆的北京市档案馆无疑是他的首选。从2 0 0 0年至今，每周他都会抽空到这里两三次。一般早上九点到馆，开始手抄档案，中午扒几口盒饭，在休息区的沙发上眯一小会，下午抄到四点半，闭馆回家，一天能抄八九千字。十几年下来，经陈徒手整理出来的各类一手档案多达几百万字，按照年份和人名有序地录入电脑。有趣的是，常居上海的杨奎松每年亦会抽出十几天，赶到北京市档案馆“挖宝”。让陈徒手印象深刻的是，杨奎松抄档案全是盲打，一天能录入1 .5万字。“他坐定后就一直打到下午直到走，身体一动也不动。”陈徒手每次只能趁着中午吃饭过去同他聊会天。

    蹲守北京档案馆的这些年，陈徒手遇见过包括史景迁的博士生在内的许多海外学者，他们的研究角度也常给陈徒手带来启发。“民国时期的法院系统仿照德国建造，口供，录供特别完整。”陈徒手说，他记得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女学者，看了档案馆所藏的民国刑事档案大为吃惊，并以此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死刑的著作。

    陈徒手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在潘家园淘了一批1 9 5 9年到19 6 2年的法院判决书，他准备了近四年时间，打算写一部“三年困难时期”的社会史，力图呈现北京各行各业的日常生活全景。用他的话说，这本《故国人民有所思》完全是“副产品”。因为两年前母亲不幸病逝，为了排遣心中苦痛，才在友人的刊物《中堂闲话》上开辟了五六十年代老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故事系列专栏。而他对这本书的预期是，“如果读者能从中感受‘左祸’的酷烈，对高级知识分子不堪的命运有所同情和哀叹，我的写作初衷就达成了。”

    “贴”着史料写作

    專訪：从你最初在《读书》杂志发表的第一篇谈老作家的文章《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算起，到新出版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直保持所谓“史料性风格”。这种写作体例跟《读书》当初的约稿思路有无关系？

    陈徒手：1996年的时候《读书》也没这种“口述+档案”的叙述体例，大家都很模糊。当时《读书》的主编汪晖、编辑部叶彤跟我说：“你写吧，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发。”这对我鼓舞很大。当年我抄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很多想法都憋在肚子里，具体怎么写也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但有一点特别明确，我既不是正规的学院学者，也不搞专业化研究，所以不像别人写论文论著那样规范，没必要把别人的研究全列出来，因此我很少引用别人著作里面的成果。比如我写赵树理和郭小川，别人所写的《赵树理传》、《郭小川传》等等著作全看过，了解一下大致情况，但我不会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从开始写作此类体例文章至今，我文章里95%以上的史料都是不为人知的、经我过手的第一手素材。

    專訪：与你上一本《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相比，《故国人民有所思》在写作上有何差异？

    陈徒手：因为《人有病，天知否》篇幅长，材料掌握起来比较自如，所以写得比较活分。《故国人民有所思》一开始是给杂志《中堂闲话》写的，篇幅四五千字，干货很多，受字数限制，所以写得相对拘谨。这种文字也有人看不习惯，有人说文笔很弱，但我自己还是坚持贴着材料写。因为要跟档案的文字风格保持一定的协调，所以行文上尽量平实，不用任何排比句，故意突出拙的质感。一旦写得花哨，我就删掉重写，不让文字过于表现。

    專訪：《故国人民有所思》里写了11位教授。除了陈垣和蔡旭，其余都是北大的教授。你是怎么确立研究对象的？

    陈徒手：这跟我当时抄档案的规模有关。因为档案没有根据人名编排，要像大海捞针一般过手一遍，所以抄档案的时候也是先看名气。先抄年纪大的，影响力大的，比如冯友兰挺有意思，我就多抄一点。大量的无名教师或者北大以外的学校，我就先放过了。而在北京的高校里，北京市委对北大特别重视，需要了解的材料也多，所以北大资料比较完整。像北大中文系的王瑶，每次中央一开会，一有什么布置，肯定要找他们谈，问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他们成了政治的“消息树”。这种费力费神的党内系统工作汇报，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有时周围人的汇报是在王瑶不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这11位教授里，我写王瑶时，脑子里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文件中的王瑶》，因为资料太完整了。王瑶这篇，考虑到当事者还健在，不少揭发、汇报信我都没写进去。

    專訪：你觉得这11篇个案分析能大体呈现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整体面向吗？

    陈徒手：肯定不够。书稿我去年6月份就交了，但一直到今年5月才出。今年我还写了几篇关于梁思成的文章，如果再等一段时间，还能写翦伯赞和季羡林，如果能收进去就更好了。另一方面，书里呈现的基本还都是右翼人士。如果能写一两个当年搞运动、批判的积极分子，比如中年的左倾教师就更周到了，就有立体感。这是我当年抄材料时的盲点。

    档案的运用

    专访：《人有病，天知否》更侧重口述材料，《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本书主要用的是档案材料，包括党内汇报材料、检讨、会议记录还有处理意见。档案和日记、信件相比，优势在哪？

    陈徒手：档案具有官方色彩，而且都是当年秘密的汇报制度，支部向总支汇报，层层递增，到了市委那边，还要汇编，向中央报，是一个很复杂的党内制度。从那里面可以看出思想动态，党对知识分子的把控、了解程度。相比档案，日记的视角则较单一。我看当年的日记里面，很多都写不出那种很复杂、有实际内容的感觉。第一是写得少，第二是不敢写，怕出事。我前几天看《谭其骧日记》，写1951、1952年运动的日记内容都特别简单———今天到系里开什么会，谁谁发言，他揭发了谁，或者他斗争了谁。谭先生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一个字都没有，所以那些日记只提供一个线索，即时间和地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專訪：具体到对档案的解读上，你在书里似乎特别注意分析措辞上的微言大义。

    陈徒手：这是为了让行文更具可读性。我有意把档案里面的字句挑出来分析，让文字更活泼一点，增加对传主的一些思考，看出其思想轨迹的变化。譬如写冯友兰一篇，提到有一期简报反常地用了“英勇”二字来形容冯友兰学习检查的态度，我就用此点做一点分析，让文章更跌宕一些，避免文章的单一和死板。

    專訪：对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大概能归纳出几类？

    陈徒手：像俞平伯、贺麟，单位领导不找他们茬了，成了死老虎，平安转型就过关了。在社科学部的文学所，哲学所，相对来说风平浪静，没那么多折腾；再一个是马寅初跟陈垣那一类的，当校长，没掌握任何实权，苦哈哈地供着牌位，心里很难受，他们都七八十多岁，都到生命的晚年了，很不开心，但是也默然接受这种事实；再一个就是冯友兰，折腾一辈子，起起伏伏，也想迎合，也想做点事。我写这本书，也注意写到党的政策的起伏变化，不会始终是斗争，还是有不同的间歇期，1956年提出“向知识进军”，对知识分子还是很看重的。1960年，1961年生活困难时期就比较缓和一点，冯友兰就过得很好，系总支捧他，说他中文水平相当中文系教授多少，外文水平相当外文系教授多少，当成正面典型来写。到1964年马上又翻脸不认人了。

    无关道德评判

    專訪：北京高校党内文件多达数百万字，其中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尤其庞大。你觉得这些汇报算揭发吗？

    陈徒手：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都算，档案里大量的手写报告完全是因为工作关系造成的，是组织安排的。像北大一些年轻党员，又是教授们的助手，他们可以跟教授经常聊，聊了以后就奉命写汇报。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不是个人的选择，他不得不写，换了谁都一样。只要汇报是一般性的表态，没有牵涉到人际关系的阴暗面，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可以原谅。

    专访：相比北大，北师大在对待陈垣时态度却要温和许多。

    陈徒手：对，北师大党委相对好一点。如果陈垣在北大的话，估计很难过关。我很惊讶的是陈垣七八十岁了，对政治的适应能力那么强。在档案里面读到他写的学习体会、入党申请报告，写得一板一眼，与当时政治形态非常融合。态度好坏跟书记和氛围有关。哪怕同一个班级都有很大差别。像北大中文系55级，90多人分成三个班。三班有个支部书记还有个副书记，特别坏，把三班整得一塌糊涂。而一、二班相对来说危害不那么大。整个制度是相通的，但是有的人身上有恶的因素，就会促使群体发生恶变。

    專訪：我们看到当年的知识分子也面临各方面压力。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不是应比常人高一些？

    陈徒手：是应对他们更苛刻一点。但在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完全迎合新政权的一些要求，失去了批评、思考的能力。那代人过得很狼狈，没有主见，也没有一个自由的心态，而且为了自保，不敢说自己的真心话。

    专访：下一本书打算写什么主题？

    陈徒手：还是知识分子专题，想写吴晗、邓拓等一批知识分子高层干部，用档案和口述相结合，做成一本本小传，每本十几万字，写写大家不知道的邓拓、吴晗的另外一面。还有一个专题我特别喜欢，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各行各业的状态。这个专题花了将近三四年的时间，我把每个部门这三年间的档案全调出来看了一遍，想拼出一个当年北京市日常生活全景。稍稍偏向社会史，做得非常细了，比如蔬菜、粮食供应等等。我还去潘家园买了很多资料，譬如流传出来的1959年到1962年的判决书，涉及小偷小摸、杀人、强奸的。我想写出当年的方方面面，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动态，他们当年怎么想。我觉得三年困难时期是当代史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能把它弄清楚的话，对了解当代史有很大帮助的。」

A.一个知识界的“盗墓者”

～文：李晓婷  

（國內有篇文章對陳徒手做了專門的介紹，我也貼出來供大家了解參考）

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　

他从档案中挖出残酷的真相　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　　

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　　

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　　

1957年“反右”，中国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会上常常状况不断，有人骂，有人哭，有人闹。

一次会议，天津女作家柳溪当众揭发陈企霞，指认陈曾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床笫之间的细节也一一抖落。全场愕然。

　　陈徒手抄到这份会议记录，大感震撼：“这大概是最残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当着面争得你死我活，拿最恶心的事情来治你。”　　为了整陈企霞，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专程去天津动员柳溪来现场。陈企霞任《文艺报》主编，原本“很神气、很坚持的一个人”，一下垮掉了。　　

陈徒手总结：“反右是一个战役套着另一个战役，一个人套着另一个人，好像都有安排。”

先反丁玲，再是冯雪峰，回头再斗丁玲。最后开会表决是否开除丁玲党籍，丁玲自己也举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档案材料不及他抄录总数的一半，绝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2001年开始，陈徒手“转移”到北京档案馆开抄，纸笔渐渐由电脑取代。《故国人民有所思》里涉及的全部史料就来自这些档案，“没有随意的想象，随意的扩充”。　　《梁启超传》作者、评论家解玺璋评价：陈徒手的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始终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档案，无一字无来历。

徒手挖档案连续十余年

1961年出生的陈徒手自称“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读书的时间极少，上午上几节课，下午全体上街看大字报。大字报都是爬梯子上去贴，贴得很高，红纸上抄着斗大的黑字，他仰头来看，时间一久，红纸在阳光底下，变作漆黑的一团。　　

每天早上，老师从全班四十多人中抽查五六个，要求复述。陈徒手被抽中过，大字报上说的不能全懂，只知道是斗这个斗那个，他一字一句学舌：书记廖志高搞修正主义。　　后来，大字报上的斗争和“运动”，变成了活生生的经历。1986年陈徒手从致公党中央调至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发现“虽然拨乱反正很多年，作协还是很复杂，一直没有太平”。　　1987年1月，党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协也不断开展学习和运动。每次开理事会，左右两派争相发言，攻击对方观点是自由化，火药味十足。

一次文代会，陈徒手做记录，王蒙说：这里有问题，你们不要动不动给中央报警。“可见当时有人没完没了地告状。”陈徒手回忆。　　这年冬天，作协召开青年创作会议，会场设在当时西郊的金丰宾馆。白天讲文学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晚上放外国电影。会连续开了八九天，外面下着雪，天色昏暗。　　1980年代末作协整顿，书记、副书记免职，党组成员全部撤换，七十多岁的刘白羽重返作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

1950年代“人人过关”的局面又出现了，风波过后，作协工作停摆，工作人员每天只好下棋打牌。陈徒手的办公室旁边就是档案室，从干校运回的档案，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墙角。

档案室同事找他去帮忙，整理完，他就把档案带回家去抄。这些“保密”的机关档案，陈徒手一直抄到1993年离开作协。

与档案馆斗智斗勇

2003年前后，陈徒手和杨奎松都常在北京档案馆查档。几年后，杨奎松写了王芸生和《大公报》1949年后发生的转变，陈徒手则开始在《中堂闲话》、《炎黄春秋》发文讲述俞平伯、冯友兰等名校教授1949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始末。　　档案管理不规范，查档需要一点“人品”。陈徒手采访完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还缺单位这边的说法，想去北京京剧团找人事档案来看。这天京剧团刚好有老同志去世，领导们都去料理后事，只留下两个小姑娘，听说要采访，很高兴，手一指：“你看吧。”

粗麻绳捆着破破烂烂的一堆东西，上面用毛笔写了“汪曾祺”三字，里面的纸张质量不好，规格也不一，有簿册，也有稿纸，有时还用复写纸一式三份，陈徒手如获至宝。　　

抄上以后，档案处处长无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几万字，陈徒手抄了两三回，只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后写的检查等材料，都是从未公布过的全新材料。事后在陈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剧团索要档案，以防销毁，却遭到档案处的拒绝：家属是不能看的。　　

档案分类没有系统性，往往还文不对题，光看档案目录，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内容。

陈徒手有一阵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历届北京市人大的发言，根据目录，什么也没查到。档案馆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会议发言稿，钉成厚厚一本，陈徒手只好从头至尾翻阅，最后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发言。　　陈徒手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梁思成的传记，编排得好看，卖得也好，但是“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最后强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后如何跟随社会主义道路”。陈徒手在档案和口述中发现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则从未展现在世人面前。　　

“反右”时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狈，到后来，他也开始批别人。他在斗钱伟长的会议上言辞激烈：“用我们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酱”。“打成肉酱”是“反右”时期工农兵的常用语之一。

荒诞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

不久前，王克明给陈徒手写邮件，他看了《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的冯友兰一章，觉得“比较中肯”。冯友兰是王克明的远房姨夫。资中筠向陈徒手转告了冯友兰女儿冯钟璞类似的看法，“冯钟璞向来眼光很高，看不中别人的文章”。　　

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他一直在斗争，又一直游离，关键时候他能收缩，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　　

他这样理解冯友兰晚年参加“梁效写作组”：“就是给人家改写古文注释，并不是多大罪恶，结果被人说得那么恶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会本能地规避危险。“‘右派’吴祖光挨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后来吴祖光写文章，还感慨老舍先生做人还是挺好的。

陈徒手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64年文化界整风，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6年8月，红色恐怖，那一个月特别厉害。但其实之后，整个形势就缓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杀的话，就能扛下去了。”陈徒手对老舍自杀的理解是：“1949年以后他没吃过什么苦，突然间这样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们，主要是时代很荒诞。”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集体萎缩，陈徒手想展示的却还是他们美好和善良的一面。

“像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全是凭着对国家的尊重感写的。他研究丝绸，一件件过手，那本书才有这么厚重的感觉。这种职业感我很敬重。还有老舍先生，话剧一部部写，写完演几场，大跃进一过，这个戏也就过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种写作热情，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新时代非常昂扬的热情。”　　

陈徒手常自问：换作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还不如他们，假如不粉碎‘四人帮’，不改革开放，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　　“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脏，下次就要脏，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说。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𣁽省山寨據公開資料收集整理·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