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失衡与人心溃败-中国的現象》～𣁽省山寨

中国社会的道德失衡与人心溃败

“互害社会”在中国的浮现与加速

近年来，中国社会频频曝出令人震惊的事件，情节轻重不一，却几乎无日不在。2022年初，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曝光，揭露了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同年夏天，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以其暴力与冷漠引发公愤；再到2024年的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三名未成年凶手用铁锹反复砸击受害者面部，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忍卒睹。这些案件的凶狠与无情，折射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社会图景。尽管难以精确估算此类事件的“大面积”程度，但其频繁发生无疑指向一种“深度”或“严重”的社会溃败。

所谓“社会溃败”，指的是文明规范逐渐失效，人们在日常言行中相互加害的倾向和后果持续加剧。这里，“社会”一词特指那些与强制性公共权力或经济利益分配无直接关联的领域，主要体现在日常人际关系之中。在政治领域，为了争夺权力而相互倾轧已是司空见惯，尤其在专制制度下，这种“互害”往往演变为阴险、黑暗乃至无法无天的极端形式。而在经济活动中，零和博弈的逻辑催生你争我夺，甚至尔虞我诈，导致社会失衡。然而，当这种“互害”从权力与利益的竞技场渗透至普通人的人际关系时，其性质变得尤为触目惊心。

试想，在原本基于感情、友谊、信任甚至顺从等人性中积极因素的关系中，如今却频发以生命为代价的恶性事件。从上至下的风气败坏，往往始于对公共权力的争夺，但卷入其中的个体未必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甚至涉及金钱的交易也多因情感或信任而起，金额往往并不惊人。然而，正是这些本应温馨的领域，如今却成为暴戾与冷血的温床。称之为“社会溃败”，绝非夸张，而是对现实的精准命名。

“互害社会”的底层之殇

对于社会底层而言，这种“互害社会”的危害远超权力争夺或利益撕斗，其影响更直接、更广泛、更无处不在。原因在于，普通人的生活未必时时卷入权力斗争，而经济利益的争斗即便激烈，也往往受一定规则约束，或至少参与者会保持高度警惕。相比之下，人际关系是日常生活的核心场域，人们在此通常不会时刻处于戒备状态。正因如此，当这一领域的规则崩解、道德沦丧、信任蒸发，甚至情感被武器化时，其破坏力便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至每一个人，每一天。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曾提出“失范”（anomie）概念，指社会规范瓦解后个体行为的失序，而中国当下的“互害社会”恰是对这一理论的生动注脚。

这种溃败的冲击面之大，不仅在于其普遍性，更在于其隐蔽性与持久性。信任的丧失使得人与人之间筑起无形壁垒，道德的滑坡让冷漠与暴力成为常态。从个体角度看，每一次伤害都可能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从整体看，这种“互害”侵蚀着社会肌体的根基，使共同体意识荡然无存。

恶魔在政治，根源是制度

尽管社会溃败的表现未必直接与政治权力争夺挂钩，其深层根源却必然指向政治制度。诚然，“互害社会”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驱动，文化传统、经济压力与社会变迁皆有贡献。然而，作为政治研究者，我从这一现象中首先看到的是政治制度的影子。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专制且极权色彩浓厚的国家，政治凌驾于一切之上，成为社会现象的终极源头。正如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分析极权主义时指出，极权不仅压制个体，同时摧毁社会基础。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这位20世纪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在中共刚刚执政之际，曾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预言。他指出，中共将面临三大挑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问题，三是过度强调思想统一，导致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回顾这一预言，不得不承认其洞察之精准，这三大问题无一例外地在中国的现实中显现。

然而，这三个问题并非共产党独有，而是贯穿中国历史、困扰每一个大一统朝代的顽疾。自秦朝确立中央集权以来，中国的土地制度逐渐以私有制为主，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继承制度则以家庭财产平均分配为核心。在地多人少的时代，这种制度展现出极大的经济活力。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各大朝代在开国初期往往能迅速恢复生产力，经济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速度令人惊叹。然而，这一制度的另一面却是土地兼并的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最终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与不平等的扩大。

从国力与军力的角度来看，中国各大朝代的全盛时期往往出现在开国前期，而非人口达到高峰的后期。在朝代初期，土地尚未过度集中，社会活力充沛，官僚腐败也尚未成为痼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如同一种“时尚”悄然蔓延：它首先从皇室发端，逐渐渗透至贵族阶层，再由贵族扩散至官僚体系，最终从繁华的大都市波及偏僻的小地方。每个朝代末期，战争的烈焰往往将这一代奢侈腐化之人焚毁殆尽，而每一个新崛起的朝代，又不可避免地孕育出新一轮的奢靡与堕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一循环似乎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既缺乏成功的社会改良运动经验，也鲜有道德改良运动的胜利案例。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之一、历史学家孙教授曾用“社会溃败”一词来形容这一现象，确实贴切。我曾在过往讨论中提到，权力自上而下的流失只是社会溃败的症状之一，而非全部。社会溃败与社会动荡并不矛盾，二者甚至可能相伴而行，且这一过程往往漫长而隐秘。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如乾隆后期，便在表面繁荣之下暗藏溃败与动荡的种子。彼时，土地兼并已极为严重，官僚体系腐化丛生，而思想禁锢更使得社会创新力日渐枯竭。

这种历史规律的反复上演，提示我们：中国的问题不仅关乎某一政权或某一时代，而是深植于其制度、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深层逻辑之中。要理解当下，或许唯有回溯历史，方能窥见未来的端倪。

（𣁽省山寨·整理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