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要從世界、中華民國以及臺灣三個層面，來談談紀念對日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的意義。

首先，八年抗戰不但挽救了中華民國、光復了臺灣，也幫助同盟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規模最大、死傷最多、影響最深的民族保衛戰。國軍以落後的裝備與訓練，對抗先進精良的日軍，歷經重大會戰22次，大型作戰1,100多次、小型作戰3萬8千多次；官兵傷亡322萬人，共有268位將領殉國，百姓死傷更在2,000萬人以上。但是國軍不妥協、不投降，堅持到底，終於獲得最後勝利。

民國30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我國對日宣戰，與英、美結盟抗日。國軍也承擔責任，到境外作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民國31年4月，國軍新38師所屬的113團劉放吾團長率領全團八百官兵，在緬甸擊潰數倍兵力的日軍，解救了7,000多位英軍、記者及傳教士，轟動中外，史稱「仁安羌大捷」，這更是國軍境外作戰的首次大捷。參加這場戰役的英國前陸軍上尉費茲派翠克先生今天也在現場，他曾經出版三本書記錄這段歷史，強調中華民國當年身陷苦戰，仍然援助友邦，力克強敵的故事。

抗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在軍事及外交上大力協助我國。他說過：「二次大戰勝利的一個關鍵，就是中國全力堅持對日作戰，避免了日本與德國會師，將戰場連成一線」。英國牛津大學教授芮納．米德（RanaMitter）在他2014年專書《被遺忘的盟友》序言中也強調：「中國的抗戰是在毫無勝算之下，堅忍不拔、不顧一切、奮戰到底的英勇故事。證明外國記者和外交官一再唱衰中國，認為中國必將滅亡的預言完全錯了。

這個貧窮、低度開發的國家，孤軍奮鬥，力抗日本4年，牽制了80萬全球最現代化的雄師勁旅；同盟國能在歐、亞戰場同時作戰，節節勝利，多靠中國與日本纏鬥不休」。這些都說明了我國抗戰的艱辛與血淚，以及對二戰勝利的卓越貢獻。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的70年間，國共內戰、韓戰與東西方的冷戰相繼登場，國際情勢發生巨變，使得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的英勇奮鬥以及對二戰的貢獻往往被國際社會所忽略。隨著時代變遷，檔案開放，史觀也日趨多元，這段歷史在70年後的今天終於逐漸得到應有的重視，不再「被遺忘」了。

接下來，我想和各位談談抗戰對中華民族的意義。近年來，關於「誰領導抗戰」的議題，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長期以來，中共自稱領導抗戰，共軍是「中流砥柱」，忽視當年國民政府領導全國軍民八年抗戰的歷史與貢獻，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中共曾參與抗戰，這一點我們從不否認；但中共並非居於主導地位，而是輔助地位，也是事實。民國26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蔣中正委員長在7月17日發表「廬山談話」，號召全國軍民：「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9月22日公布的「共赴國難宣言」，中共響應政府號召投入抗戰，經軍事委員會收編為第八路軍與新四軍，之後八路軍改為第十八集團軍。但幾乎同一時間，中共就確定了「七分壯大、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發展策略。

十年前，抗戰勝利60週年的時候，中共曾經把抗戰劃分為「正面戰場」及「敵後戰場」，肯定國民政府領導正面戰場，但強調共軍在敵後戰場的貢獻。事實上，隨著大量史料公開，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抗戰期間不論正面或敵後，國民政府始終居於領導地位。

在抗戰期間的22次重大會戰當中，中共唯一參與的所謂「正面作戰」，是民國26年9月太原會戰當中的一場「平型關戰鬥」，動員了第115師1個團兵力殲滅日軍500餘人的補給部隊。

此後，中共就轉往敵後從事游擊戰，如所謂「百團大戰」，採取儘量避免與日軍正面作戰策略，保存實力，併吞地方部隊，甚至攻擊國軍，擴大地盤。

抗戰8年268位殉國的將領中，僅有1位前八路軍的少將副參謀長左權屬共產黨籍，這與國軍其他267位將領的慘重犧牲兩相對照，抗戰是誰領導的，已經十分清楚。更何況所有的重大會戰與大型作戰都是國軍主導，抗戰勝利後，東京灣盟軍受降典禮由國軍參加、中國戰區國內外受降典禮也全部由國軍主持。

歷史真相只有一個，抗戰是國民政府蔣中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艱苦奮鬥的成果。沒有抗戰勝利，就沒有臺灣光復；沒有國軍犧牲奮鬥，也不會有今天中華民國自由、民主、繁榮的生活。

我身為中華民國總統，有責任將這段國家重要歷史清楚的交代，並傳承給後代，不容抹煞。最近，我一再呼籲，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日本政府應該正視史實，就事論事。七年多來，海峽兩岸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開始了歷史性的和解與合作，我們深切盼望，在兩岸交流空前頻繁的此刻，大陸當局能夠以同樣的原則，看待抗戰。對日抗戰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前人「留取丹心照汗青」，後人更應「不容青史盡成灰」。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都應該忠於抗戰歷史，永誌不忘。大陸當局如果能主動以「面對歷史，實事求是；面對老兵，將心比心」的態度，公開表示「八年抗戰由國民政府領導、中共參與輔助」，既符合歷史，也展現高度，這樣才能獲得海內外華人的肯定。

第三，我想與各位談談臺灣人民的抗日與抗戰。歷史上，臺灣人民的抗日與抗戰，要比大陸人民至少早30年。我們先從抗日談起。1894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次年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給日本，消息傳出，舉國震驚，全臺悲憤。當年進京趕考的全國舉人「不畏斧鉞之誅」，以「公車上書」提出「棄臺民即散天下」的警告。

臺籍進士丘逢甲的著名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以及次年又寫下的「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充分反映了當時臺灣人的痛心與無奈。臺灣反侵略、反殖民的武裝抗日行動，從1895年5月，日軍在北臺灣澳底登陸就開始，到1915年臺南爆發的「噍吧哖（西來庵）事件」，已長達20年之久，之後再轉為非武裝抗日。這在世界殖民史上，是相當罕見的抗爭實例。

抗日先烈先賢中，包括成立「臺灣民主國」的丘逢甲、劉永福；組織新竹義勇軍的吳湯興、徐驤、姜紹祖；台中的林朝棟；彰化的吳彭年、雲林的李品三、屏東的蕭光明；領導游擊戰的「抗日三猛」林少貓、簡大獅、柯鐵虎；發動臺南「噍吧哖事件」的余清芳、羅俊、江定；主導「霧社事件」的原住民莫那魯道；在民國成立後返臺參與或協助起義的羅福星、林祖密等，這些先烈先賢的抗日行動，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在日軍據臺的第一年，各地激戰連連，日軍費時6月、多次增兵才結束「乙未戰爭」。日本的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中將）以及近衛步兵第2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都在戰爭中死亡，戰鬥情況激烈得無法想像，根據學者估計，臺灣軍民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日本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1921年所寫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一書中也曾坦承，光是1898年到1902年，就利用總督府頒布的「匪徒刑罰令」誘殺了臺灣抗日志士達11,950人。

日本開始殖民統治後，臺灣抗日行動一直持續，除了武裝抗日外，還有以新聞、教育、文化等方式，推動非武裝抗日、爭取自治民主、設立議會的先進，包括林獻堂、蔣渭水、廖進平、翁俊明、連雅堂、蔡培火、簡吉等以及後期的蔡忠恕、李建興等的地下運動。臺灣的抗日運動，不但持久，而且波瀾壯闊，令人動容。

再談抗戰。抗戰時期，李友邦將軍組編「臺灣義勇隊」在閩浙沿海游擊抗日；翁俊明領導「臺灣革命同盟會」；李萬居等臺籍人士參與「國際問題研究所」；丘念台組織廣東「東區服務隊」；林正亨加入緬甸遠征軍；謝東閔、黃朝琴、連震東等先賢也貢獻心力，他們志在光復臺灣，同樣令人感動不已。

先烈先賢的做法雖各有不同，但都志在追求自由與民主。更重要的是，他們都證明：臺灣當時雖然是日本殖民地，但他們效忠的祖國並不是日本。臺灣同胞抗日決心非常堅定，充分展現了臺灣的主體性。

最近，國內關於臺灣人的抗日與抗戰有一些討論。對此，我必須表達我的態度：我絕對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也明白在歷史格局當中，人民面對時代與命運，有許多無奈與感傷。但是，臺灣多少前輩，前仆後繼，為了反侵略與反殖民付出心血、甚至生命，史實俱在，不容選擇性遺忘，更不能讓子孫不知道這一段重要的歷史。

如同于右任先生的詩句：「不容青史盡成灰」，這就是我的基本態度，也是中華民國面對國史應有的態度。而我們講述這段歷史，是為先烈先賢發聲，也讓當代社會對這段重要歷史留下見證，這是我無可迴避的職責。

8月14日，日本安倍晉三首相發表戰後七十周年談話，提及日本「侵略」與「殖民」的錯誤，以及日本「對婦女尊嚴與榮譽的嚴重侵害」。

中華民國政府相信日本願意反省檢討，但更希望日本未來能夠做得更多、更好。

我要再次重申，我們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周年，是基於「侵略的錯誤或可原諒，歷史的真相不能遺忘」的信念。我們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譴責侵略；不是要炫耀勝利，而是要追求和平。

敬祝各位貴賓、官兵和寶眷們，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中華民國國運昌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