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较量与政治纷争 国防科工委文革中的樑子:主席之女李敏与聂荣臻、张爱萍的派性争斗】~𣁽省山寨·𣁽省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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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较量与政治纷争 国防科工委文革中的樑子:李敏与聂荣臻、张爱萍的派性争斗】~𣁽省山寨·𣁽省老張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是中国现代史上充满动荡与争议的十年,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委”)作为中国军事科技的核心机构,未能幸免于这场政治风暴的冲击。毛泽东长女李敏及其丈夫孔令华在这一时期的遭遇,不仅折射出文革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国防科委内部围绕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本文基于公开出版物、历史资料及相关回忆录,梳理李敏与国防科委领导人聂荣臻、张爱萍之间的恩怨纠葛,本文尝试力求浅显简单呈现这一历史片段的复杂面貌。
文革初期:李敏与国防科委的交集
国防科委的角色与背景
国防科委成立于1956年,直属中共中央军委,负责军事装备研发、国防科技规划及军工管理。其历任主任包括聂荣臻(1956-1973)、陶鲁笳(1973-1975)和张爱萍(1975-1982)。文革爆发时,国防科委因其特殊地位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
1964年,李敏入伍,此後歷任國防科委八局參謀,政治部副主任。
作为毛泽东的长女,她在国防科委的身份既是政治资本,也使其成为敏感人物。
文革风暴下的工作组风波
1966年文革初期,中央决定向各单位派驻工作组,以指导运动方向。聂荣臻领导的国防科委将李敏派往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担任工作组成员。然而,工作组在高校的“抓右派”行动引发师生强烈不满。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毛泽东于1966年7月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驻工作组的做法,认为其“镇压群众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北航师生随后掀起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1967年4月,学生领袖韩爱晶率众到国防科委门前抗议,要求领导出面澄清问题。聂荣臻未予接见,派副主任钟赤兵、罗舜初接受批判。据《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恽仁祥,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李敏及其丈夫孔令华(时任北航文革筹委会负责人)也因工作组问题遭到批斗,甚至被江青讥讽为“保皇派”。
2012年7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早期领导人、革命烈士恽代英侄子,曾担任国防科工委情报所后勤组组长的恽仁祥的个人回忆录——《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书中,恽仁祥回忆了自己的文革经历,并“以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当年国防科委领导人张爱萍等人,对毛主席女儿李敏的疯狂政治迫害,情节更加严重,李敏被迫害得精神失常,险被杀人灭口,毛泽东一家差一点多了一位烈士。”当然,红二代中的政治观点也是渐渐分裂分化的,恽仁祥书中所述,我们也应该把他当作一家一言,对于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多角度一个侧面区域去看待,加深引发人们对历史的回首认识与思考。
“2015年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右)向毛泽东的女儿李敏颁发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后躬身致敬。”
李敏的“造反”转向,由“保皇派”变为“造反派”
1968年初,国防科委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要求“拥护以聂荣臻为核心的党委领导”。此举遭到李敏及部分干部、知识分子的反对。1968年4月,李敏与八局部分人员贴出“炮轰聂荣臻”大字报,并成立“卫东革命造反派”组织。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周恩来对此表示支持,毛泽东亦称“炮轰是客气的”。这一事件标志着李敏从“保皇派”向“造反派”的转变,也为她与聂荣臻的矛盾埋下伏笔。
国防科委在聂荣臻领导下,也成立了“科委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总勤务站打倒并迫害大批国防科委和国防科委司令部中高级干部,还揪斗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罗瑞卿。总勤务站将文革前夕已因自杀未遂而摔断腿的罗瑞卿放在箩筐里抬到台上批斗,李敏等人当即退出了会场。总勤务站还参与揪斗杨勇、彭德怀、赵尔陆、陈再道等外单位军队老干部,将国防科委副主任以上干部迫害到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仅剩聂荣臻本人,砸烂了国防科委政治部。同时总勤务站积极插手国防科委管辖的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七机部镇压反对聂荣臻的一派。
李敏对聂荣臻操纵的总勤务站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直接挑战“聂核心”。1968年1月,科委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召开,代表资格的核心内容是“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这在国防科委机关及七机部遭到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反对。3月底,杨、余、傅事件发生后,聂荣臻给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写有一封信,也抄送一封给周恩来,毛泽东加了批语。随后4月16日聂荣臻写出一份检讨,交给周恩来。4月2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国防科委处理上述“学代会”问题,批评了聂荣臻。
不久,李敏和国防科委八局的一些人员贴出“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随后成立了群众组织“卫东革命造反派”。周恩来表示支持并赞扬。毛泽东说:“炮轰是客气的。”从此,国防科委机关才真正开始有了敢“炮轰聂荣臻”的造反派,揭开了国防科委机关内造反的序幕。此后,国防科委机关又传达了毛泽东对“聂核心”的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从此国防科委系统开始批判聂荣臻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1968年10月13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批评了聂荣臻的许多问题。
1966年底,中央批准了聂荣臻设18个研究院的“体制调整报告”,但到1968年初聂荣臻在国防科委搞“独立王国”的企图暴露,中央乃决定将全部国防科研院所并入国务院相关工业部,并决定第二炮兵独立为一个兵种。聂荣臻不得不退居二线,1968年12月由其心腹王秉璋出任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作为一线负责人。
1969年1月,中央为解决国防科委的问题,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称“中央学习班”),其间中央将上述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掀起了批“聂氏山头”的高潮。原先拥护“聂核心”的部分人转而贴出“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李敏组织人员对他们做工作,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撕下,坚持只“炮轰”不“打倒”。
1969年9月,聂荣臻奉《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将包括李敏在内的国防科委机关人员绝大多数调离北京,分别调往河南驻马店“遂平干校”、辽宁锦县“大有干校”,以便将反对聂荣臻的造反派分而治之。1970年初开始,聂荣臻在国防科研系统大抓“反林副统帅、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五·一六’”,重点在国防科委机关。聂荣臻公开表示: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也照样抓。聂荣臻先拟定了将李敏等“炮轰聂荣臻”派人员打成五·一六分子的计划,随后按计划采用逼供信的办法编造材料。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处理国防科委问题,查出聂荣臻要抓的“国防口五·一六”黑名单,名单中包括李敏以及和她一同签名贴出“炮轰聂荣臻”大字报的国防科委八局其他人员。周恩来查清了“国防口五·一六”是聂荣臻制造的假案,对此案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
权力斗争的升级:聂荣臻的应对与李敏的边缘化 聂荣臻的“独立王国”危机惑
1968年,聂荣臻在国防科委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据中央档案馆公开文件,1966年底中央批准聂荣臻设立18个国防科研院所的计划,但到1968年初,其被指试图在国防科委建立“独立王国”。1968年10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评聂荣臻的多项问题,中央随后将国防科研院所划归国务院相关工业部门,并成立第二炮兵为独立兵种。
为平息内部反对声音,聂荣臻于1969年1月组织“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公开其检讨书,引发批判“聂氏山头”的高潮。李敏虽带头“炮轰”聂荣臻,但反对将其“打倒”,试图维持斗争的限度。
李敏的流放与“五·一六”清洗
1969年9月,聂荣臻借林彪“第一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将包括李敏在内的国防科委机关人员调离北京。李敏被送往河南遂平“干校”,与北京隔绝。1970年初,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发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矛头直指李敏等人。据恽仁祥回忆录,聂荣臻曾公开表示“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也照样抓”,并拟定将李敏等人打为“五·一六”分子的计划。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亲自介入,查清“国防口五·一六”为聂荣臻制造的假案,宣布彻底平反。李敏等人被调回北京,聂荣臻的老部下王秉璋、梁军被逮捕,其领导班子被中央改组,陶鲁笳接任主任。
文革后期,张爱萍恢复名誉重新恢复工作,張上将在国防科工委的主持工作与李敏的矛盾误会加深,直接到致李敏被排挤与更加边缘化。恽仁祥在书中直接说李敏在国防科工委再度被迫害。
张爱萍接掌国防科工委,对国防科工委进行整顿.重点清理文革三种人。
1975年,聂荣臻老部下张爱萍接任国防科委主任。据《张爱萍传》(解放军出版社,2000),张爱萍上任后着手整顿国防科委及七机部,试图恢复秩序。然而,其与李敏的矛盾迅速激化。恽仁祥回忆录称,李敏曾委托孔令华向邓小平举报张爱萍与王洪文私下商议“制造核弹头”一事,邓小平表示不知情但未深入追查。此事加深了张爱萍对李敏的敌意。
根据有关公开资料,相关人士的回忆,我们简单梳理可以看到李敏与張爱萍等老一辈领导人工作分歧,政治观点相左,随着中国政治运动的加剧,直接造成派性互斗,加深了双方的矛盾与敌意。
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1974年1月24日,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月25日周恩来才得知叶剑英召开此次动员大会的消息,连忙在当天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197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开会,要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与会的军委领导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领导陶鲁笳、汪洋,另有一些代表,共计20多人。会议大部分时间是部分代表揭发国防科委第二十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问题。文革结束后被打成七机部“四人帮党羽”的人和国防科委被打成“李敏为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的人在会上都没发言,仅恽仁祥说了句:“科委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批林批孔是有成绩的。”会议开了大约6小时,发言很激烈,会议气氛非常紧张。会议最后由叶剑英代表军委总结讲话,要求陶鲁笳回去研究一下二十基地的问题,派个工作组去“放火烧荒”。
1974年,李敏和孔令华夫妇因对“批林批孔”有看法,决定赴中南海反映情况,结果被拦在中南海门外,未能见到毛泽东。
由于聂荣臻在国防科委留下的影响等原因,陶鲁笳在国防科委的工作很艰难。
1975年,经叶剑英安排,聂荣臻的老部下张爱萍接任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降为政治委员兼党委第二书记。
1975年4月,张爱萍着手整顿国防科委的兄弟单位七机部(属国务院系统)。在接任后的国防科委干部会上,以及刚进入七机部整顿时,张爱萍都说了自己此前登门拜访王洪文副主席的情况,说王洪文副主席要他好好干。
1975年,听说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私下同王洪文商量准备造核弹头,正在青岛养病的李敏便让孔令华及时报告邓小平。邓小平表示他和军委都不知道此事,要查(但实际后来并未查)。邓小平还说“要李敏好好养病,回来后让她到我这里来,有我在,以后江青不敢整你们了。”这次汇报后来引起了张爱萍对李敏的敌视。
1975年11月,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国防科委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揭批张爱萍。由李先念挂帅,纪登奎、陈锡联、华国锋、陶鲁笳组成五人小组,帮助张爱萍。但张爱萍不认错,所以扩大到国防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常委会帮助张爱萍,但仍无效,最后中央决定国防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常委扩大会,从100多人到后来约200人,一起批张爱萍。在准备召开扩大会期间,七机部的舒龙山(文革后被判16年徒刑)致信毛泽东揭发张爱萍,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批示:“此人是9·16左派”;扩大会召开后,国防科委的康华清(文革后被开除中共党籍)致信毛泽东揭发聂荣臻、张爱萍,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
1976年4月,中共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上张爱萍的手下、国防科委情报所的刘毅民揭发张爱萍派他秘密搜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引起与会的非常委声讨,要求常委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常委们未表态,散会后当晚常委决定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
此后中央领导华国锋、陈锡联批示一定要查清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国防科委遵照指示组成了调查组。
1976年4月19日,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调查报告,认为确有其事。
1976年9月,李敏被允许见到弥留之际的父亲毛泽东,毛泽东认出了女儿,拉着李敏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娇娇你来……看我了……娇娇你怎么不常来看爸爸呀?”这是李敏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毛泽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国防科工委李敏被归类入文革“三种人”内,受到停职审查。张爱萍等老干部恢复工作官复原职。叶剑英在国防科委、七机部向中央汇报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后表态称,国防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小帮派”。张爱萍随后将之发挥为“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将国防科委26位反对过聂荣臻、张爱萍的人员及与李敏、陶鲁笳有关系的人员打成这个“小帮派”的成员,并私设监狱关押了包括情报所的恽仁祥(全国人大代表)在内的其中8人。
1977年国防科委政治部编印的上报中央、下发各单位的《内部文件》刊登了恽仁祥的四项罪名:
(1)“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及其小帮派整死了肖向荣同志”;
(2)“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
(3)“恽仁祥同李敏合谋指使鞠芳同志写大字报批张爱萍”;
(4)“(恽仁祥)态度恶劣,负隅顽抗,同李敏订立‘攻守同盟’”。
恽仁祥则在回忆录中称,四项指控均不实,第1条中的国防科委副主任萧向荣长期因病住院,和李敏关系很好,而和陶鲁笳、恽仁祥几乎没见过几面;第2条是将此前刘毅民揭发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说成是恽仁祥、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的对张爱萍的诬陷。文革后刘毅民仍旧继续当张爱萍的手下,并掌握了情报所的领导权。
1978年底,聂荣臻、张爱萍在国防科委准备召开第二次批斗“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大会,准备在会上宣布开除恽仁祥等人党籍、军籍之类的决定。中央得知后,叶剑英要求国防科委不要再管李敏的问题,邓小平则指示国防科委将私自关押的8人释放。
1978年12月31日,这8人获释。第二次批斗大会也最终流产。不久,万里代表中央对李敏的丈夫孔令华说:“没想到国防科委张爱萍把李敏搞成这个样子,把李敏同江青四人帮连到一起,根本不合逻辑,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的这些话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指中央领导集体意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军委纪委书记黄克诚、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也都很关心此案的解决。
从1976年起,李敏在国防科委被张爱萍剥夺工作、停止中共党组织生活。由于无休止的批斗,李敏精神失常。
“批邓”运动中的张爱萍与李敏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国防科委的反击行动聚焦于揭批张爱萍。据中央档案馆文件,1976年4月,国防科委情报所干部刘毅民揭发张爱萍秘密搜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黑材料”,引发广泛声讨。国防科委党委向中央提交调查报告,确认此事属实,张爱萍随后被暂停职务。
据《岁月记忆:一位将军女儿的酸甜苦辣》(孔淑静,作家出版社,2011),1977年国防科委政治部编印的《内部文件》列举恽仁祥四项“罪名”,包括与李敏、陶鲁笳“合谋”迫害干部及诬陷张爱萍。恽仁祥在回忆录中逐条反驳,称指控均属捏造。
1978年底,中央介入,邓小平指示释放被关押的8人,叶剑英要求不再追究李敏问题。万里代表中央对孔令华表示,李敏被扣上“四人帮”帽子“根本不合逻辑”,属“天大的冤案”。
李敏的晚年与历史反思,李敏作为伟大领袖的女儿,在高层政治运动中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领袖的悲剧。它佐证了中国建国后的各项政治群众运动,就是人肉“绞肉机”,从平民到高层,无人可幸免。
我们在这里要问一句,对于文革这样的历史,中国人民不进行认真的反思反省能行吗?中国人民不扪心自问,问一问你自己的家庭,你的父母辈,你自己的家庭成员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所遭所遇,不进行总结和清晰的认识真相能行吗?
对于目前某些人还要坚持说什么文革是“艰难探索”,是中国革命的继续,是革命历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么你们这些人如何理解政治运动“绞肉机”这个事实,我们就想问一问???!!!
从1976年起,李敏被剥夺工作权利,变相沦为退休状态,党籍也被单位取消与开除,长期遭受调查审查批斗,导致精神失常。
1983年,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将其调离国防科委,送往安定医院治疗一年半。此后,李敏直至1996年未再工作。据《毛泽东的儿女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李敏晚年低调生活,鲜少公开露面。
孔令华因受李敏牵连,仕途受阻。1980年代,在习仲勋帮助下,他转业至北航并赴深圳创业。1999年,孔令华因车祸受伤,在深圳红会医院手术中因医疗事故去世。北航追悼会悼词中谴责了文革后对孔令华的迫害。
恽代英的侄儿恽仁祥在其书中,对聂荣臻和张爱萍两位老革命家提出了尖锐批评。当然,这只是反对派的一家之言,未必全面客观,但从中仍可窥见双方积怨之深,已几近不可调和。恽仁祥特别指出,张爱萍对聂荣臻女儿在科委的特权照顾令人不满,直指张上将纵容聂氏之女在科委恣意妄为。那么,聂荣臻的女儿是否在科研领域有卓越成就或突出贡献呢?据闻并无显著建树。她是否具备出色的组织或领导才能呢?据知情人透露,其能力平平,甚至可以说水平不高、才干有限。而聂荣臻的女婿则被封为上将、科委主任,还挂上了“院士”之名。然而,他上任后,科委的科学试验遭受重创,接连发生严重腐败案,其责任无可推卸。因此,有人讽刺这是“红二代”利用权力贪腐霸道的典型案例。
与此同时,张爱萍本人也用人不避亲未。不仅将自己的女心腹调入科委机关担任副部长,还将妻子和儿子也调入安排进科委,顺理成章提拔为师级、局级以上干部,孩子们都長江后浪推前浪,接过革命的班,升任将军,其中一子升任二炮副司令(当时二炮归科委管辖)。
“文革”期间整肃张爱萍的主要人物是林彪的亲信杨成武。起初,杨成武仅担任代总参谋长兼总参党委书记,而其顶头上司正是林彪的密友聂荣臻。文革中,总参和科委联合提交了批判并审查张爱萍的报告,由林彪和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首次上报毛泽东,毛主席批示退回。随后,总参再次上书,要求对张爱萍隔离审查,并罗列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叛变等),鉴于问题重大,毛主席最终批示照办。然而,张爱萍在其回忆录中,虽对代总长杨成武流露出愤恨,却对在整肃中起关键作用的“林彪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只字不提。不仅如此,他还以“用人不避嫌”为由,将科委变成了备受诟病的聂氏后代的“夫妻店”。聂荣臻的女儿最终成为全军历史上军衔最高的女性中将,并担任科委副主任——相比之下,上世纪50年代授衔时,女将军的最高军衔仅为少将。
因此,科委内部有人戏称,张爱萍把科委变成了自家“家属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在科委的唯一女儿李敏,却屡遭聂荣臻和张爱萍的排挤与边缘化,直到总政主任余秋里将其调至总政保护,其处境才有所改善。
在聂荣臻的大力支持下,张爱萍终于实现夙愿,将国防工办并入科委,成立了“国防科工委”。然而,由于聂氏“夫妻店”表现不佳,科研连连受挫,腐败问题层出不穷,邓小平痛下决心,推行部院合并,将国防科工委划归国务院管辖,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张爱萍对此强烈抵制。据知情人士透露,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张爱萍的霸道作风,此后不再接见他。而对聂荣臻的女婿,相关部门仅以“三个代表”的名义进行了一次不痛不痒的谈话,算是“批评”了事,随后将其养起来,算是给聂荣臻留了些许面子。国防科工委的原有班底则继续保留军装,改组为“总装备部”,沿用至今。据说,聂荣臻至死也对“部院合并”耿耿于怀,想不通为何如此决策。而邓小平推动的“部院合并”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军队几乎丧失了科技研究力量,聂荣臻对此颇有微词。
历史评价与争议
李敏与聂荣臻、张爱萍的恩怨,集中体现了文革时期权力斗争的残酷性。聂荣臻作为国防科委的长期掌舵者,其权威在文革中受到挑战;张爱萍则在文革后期以强硬手段巩固地位,两者均将李敏视为威胁或替罪羊。恽仁祥的回忆录虽提供了大量细节,但因其个人视角,部分指控(如张爱萍搜集“黑材料”)缺乏独立佐证,属于一家之言,需谨慎对待,判断分析。
历史学家袁腾飞在《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岳麓书社,2010)中指出,文革中的冤案多源于“先定罪、后取证”的逻辑,李敏的遭遇即为一例。中央最终的平反决定,反映了高层对这一冤案的纠偏努力。
李敏作为毛泽东的长女,本应享有特殊地位,却在文革的权力漩涡中沦为牺牲品。她与聂荣臻、张爱萍的冲突,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动荡的缩影。国防科委的权力斗争,折射出文革时期意识形态与个人恩怨交织的复杂图景。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应以客观态度审视,避免简单化归因,为后人提供更全面的启示。
参考书目:
1. 恽仁祥,《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
2. 孔淑静,《岁月记忆:一位将军女儿的酸甜苦辣》,作家出版社,2011。
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5. 《张爱萍传》,解放军出版社,2000。
6. 袁腾飞,《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岳麓书社,2010。
7. 中央档案馆公开文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