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受到冲击迫害的高级领导干部和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学术权威等人物中，向中央最高层领导发出求救、申诉、不解等信件的多如牛毛，但是真正获得最高层重视，并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同时并引发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而中央文革小组且做出妥协让步的人物，只有两人一文一武：

其一，军中邱会作中将。

其二，文化界陈垣大师。

邱会作被批斗命在旦夕

林帅大怒命夫人親营救

        1967年1月，总后造反派批斗邱会作甚烈。为避风头，将军以养病为名，上西山军委前指藏匿。造反派闻邱失踪，急聚众数千，团团围住三座门（军委办公厅），要求邱回总后接受批斗。其时，军委文革小组迫于压力，徐向前元帅电话指示邱回总后，参加“文革”批斗会。

邱会作下山后，即被第二军医红纵造反派捉拿，关押于总后卫生部三楼。造反派以“车轮战”批斗之，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罚跪请罪，致邱肩胛骨骨膜、肌肉断裂，右肋骨断裂并横出，多次昏厥，命在旦夕。

1月24日，将军见地上有一烟盒，急取之暗书一求救信致毛泽东、林彪、叶剑英：现在我有生命危险，向主席、林副主席、叶帅求救。“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此信由警卫送饭时藏于裤裆，顺利送出。

当晚，林彪闻之大怒，急书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并命陈伯达共同签名。叶群等持林彪、陈伯达手令分乘两辆小车，直驱总后大院，向造反派出示林、陈手令，邱会作由此得救也。

当是时，邱会作之子邱路光随行。路光言：叶群走后，（从8点到12点）林彪数次打电话询问情况，汽车发动三次，随时准备出发。父亲回西山时已夜半，叶剑英、聂荣臻元帅等均于西山等候。两老帅见家父剃阴阳头、满头血斑、遍体鳞伤，悲愤至极。叶帅亲扶之进屋，曰：“会作啊，你受苦了！”聂帅边走边骂：“法西斯！法西斯！”次日晨，刘伯承元帅拄杖前来探望，以手抚摸家父伤处，曰：“会作啊，我眼睛看不见，让我摸摸你啊！”

其后邱會作在回憶錄中寫道：縱觀文革運動，看全國全軍，林總親自作出指示，從造反派手中救人，只此一例。

邱会作儿子邱路光回来忆，其父是“文革”初期军队系统被斗最惨的一位总部领导，血淋淋的教训，对老帅们的情绪影响很大。1967年2月11日，老帅们之所以雷霆震怒，奋力抗争，大闹怀仁堂，邱会作的遭遇当为重要导火索之一。

陳垣大師困境呈援書

恩来康生聯合施援手

        “文革”中，北師大的造反派欲把陳垣定為“反動學術權威”，期间陈垣大师几次被抄家，差点因为和刘少奇的合影而被定罪，并且被逼写了几次检讨悔过书张贴于北师大，而后遭到软禁。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北师大原配备给陈垣的专职秘书刘乃和以及公务员、男护士都被调回参加运动，亲人们或被批判，或下放干校劳动，只有多病的次子仲益在身边，还有一名做饭的老保姆。1969年底仲益病重住院，不久去世。年迈的陳垣曾几次跌倒在地，许久才被发现扶起，相當危險，老人处境艰难险恶，亲人们眼见如此集体商议，以陈垣的名义致信周恩来总理及康生反映情况，（后来有学者称之为文革陈垣求救信）于1970年1月6日由孙媳曾庆瑛冒险送至中南海。

周恩来总理与康生收到信后，连名具保，并在政治局与文革小组会议上提及此事，并且立即批示作出指示，要求北京卫戍区负责此事，送陈垣去301医院治疗保护，并责成相关单位，将秘书、工作人员、护士召回。

随后康生将处理情况并陈垣回信上报毛译东主席。毛泽东批示：同意。要保护这样的知识分子。

文革时期，這是周恩來總理與康生 文革时期又做的一件好事，保护了个“国宝”级的人物：陳垣大師。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2]民国十五年（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陈垣主要的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3]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周恩來總理文革施救了不少老干部與社會各界知識分子，這里不用細節說，單論「康老」義舉，康生對陳垣施于援手加以保護也是事實。

打倒四人幫后，康生已經被社會污名化，更多人認為應該是五人幫。大家都只知道康生有迫害人的“本事”，但是這些都應該算在康生頭上嗎？

康生是一個典型的革命者，一個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的共產主義戰士！這是中共中央對他追悼詞。對人對事應該一分為二，康生的另一个才能却鲜有人知，那就是他的艺术才能，这个艺术表现在书法、绘画和金石古玩方面，康生的書法業內稱為「康體」，是一個文化收藏家，古玩字畫鉴定大家。

       香港余汝信近期出版《康生年譜》中，也明確指出，康生的一生就是一個共產政權黨員的一生。可謂说到核心與本質。

       本人在過去雜談八卦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康生的书法水平非常高，這是業內公認的。康生本人也曾自負得意的與郭沫若有一比，自称自己用脚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好。

        隨著禁忌慢慢解封，曾在康生手下工作的秘書與工作人員都有回忆，康生是文化大家，精通很多傳統文化的东西，對京剧他非常在行，自己也能打小鼓拉二胡，對一些古本史料的研究，康生也是行家里手。

所以在中共領導人中，出于對中国古代文史傳統文化的熱愛。康生很自然地因此接识认识了陈垣、容庚、冯友兰等许多史学大家，而康生唯一在文革運動中對文化人做的一件好事，就是保护了陈垣大師。

        陳垣大師求救信的出台背景，與當時北師大文革風激左有關，北師大造反派組織的狂熱，完全緊跟清華，北大紅卫兵造反派組織，甚至某些激進作法更超越北大清華，這里转帖《北师大文革记忆_安希孟》，当年北师大学生回忆系列摘录，可以反映出北京師大文革一側面形勢環境，以及北師大教職員工的困境，在運動中，師大教授們面對不可預知的風暴來臨，抖抖縮缩，惶恐不安。

　　《北師大文革記憶_安希孟》

「北京师范大学，师范也者，这两个字使得师大只能培养基础教育教书匠孩子王，不培

养思想家、学术家、研究员。我很不喜欢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标榜。人各有志。应该尊重

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那个解救全人类的抱负，酿造了灾情。其实，师大毕业后大多数人

在中学，缺乏学术见识和恢弘视野，孩子王，应试应考教育，ＡＢＣＤ选项，标准答案，

不得越过雷池。除了教科书，不了解天下大势，没有逆向思维，没有散发思维。最高理想

是争当校长。当初，我舅舅就竭力反对我读师范，反对我当老师。高中同学聚会，当教师

的同学就显得学识见地不高。即使文革中造反，北师大也没有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的独立

思考和勇敢决绝，其二号人物压根儿就是投机见风使舵。娃娃们一腔热血，呛几口水，可

也，但如果水也没有呛一口，就荣登大殿，成革委头头，就不好。中学生们一般不喜欢报

考北师大。我推荐学生读研，他们一般选择人大而不选北师大，说那里死气沉沉，不鼓励

叛逆。现在网上有说北师大多美女。美女不敢说，女性柔弱思维和阴性知识结构多。师范

，要立志做示范，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惟上是从，行端影正，这正人

君子的理念阻碍着师大学子的反潮流。古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多么荒诞

。师大成职业教育机构？然而，真正的老师要启迪思想，激发怀疑精神，砥砺思想，鼓励

叛逆，提出新思路，别开生命，逆向思维，独立创新。教育不是培养某个职业的人，不是

职业教育，教师不是搬运工。他培养怀疑一切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未经审查的人生没有价

值。教师就是让人质疑、质询、挑战旧制度，重估一切价值。大学不培养旧制度的殉葬品

，而培育掘墓人。

　　中国京城对城内高校有过去说北大老、清华洋、师大穷。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文化革命师大造反多是温文

尔雅奉旨罚罪，有尚方宝剑掩护。虽说北师大是培养中学师资的，政治审查不如外语学院

、政法学院、军事学院哈尔滨工大严格，但也必须根红苗正，政工干部也个个比党校严肃

。虽说大家都不愿意上北师大，不愿意当中学老师，但北师大应该比北大清华更左更革命

才好。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１９０２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１９０８年改为京师优

级师范学堂，１９１２年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２３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

。１９３１年、１９５２年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先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历代校歌很甜美，很温婉。但文革狂飙吹散了和谐气氛。文革响彻云霄的是红卫兵

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上阵，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

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闯

！闯！！闯！！！”

　　１，《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歌》（１９０８年）

　　礼陶乐淑教之基，依京国，重声施，英才天下期。党庠州序仰师资，师资肇端在于斯，学日进，德务滋，诚勇勤与爱，力行无愧为人师。

　　２，《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歌》１９２３年（词：范源廉　曲：冯孝）

　　往者文化世所崇，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皇皇兮故都，巍巍兮学府，一堂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弘我教化

，昌我民智，共矢此愿务成功！

　　３，《辅仁大学校歌》（词：于斌　曲：黄友棣）

　　辅仁以友，会友以文。吾校之魂，圣、美、善、真。三知是求，明德日新。蔚起多士

，文质彬彬。福音勤播，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神旨永遵。祝我辅仁，其寿千春！祝我辅

仁，其寿千春！

　　这些校歌，诗词宏丽多彩，不可谓不美。比较而言，德国人创立的辅仁大学校歌最典

雅。但文革时期，斯文扫地。圣、美、善、真，悉被扫荡。皇皇兮故都，巍巍兮学府，一

堂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然而实际上，北师大学术研究风气不浓，独立思想欠缺

。教师，传声筒。我们历次运动，一家不认一家人，实际上知识分子，教师，在社会各个

阶层里总是喜欢表现得左一些。北师大尤其如此。社会科学，北师大无法比肩于北大。思想平稳和学术迟滞是一体。在记述文革史的时候，我们切毋忘记北师大柔性的一面。

文革前北师大六位一级教授：陈垣、黎锦熙、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

兆发。

二级教授：汪堃仁、周廷儒、郭一岑、邱椿、谭丕模、穆木天、刘盼遂、胡明（外语

系，自杀）、白寿彝、张禾瑞、蒋硕民、祁开智（自杀）、郑华炽、张宗燧、鲁宝重、陈光旭。

三级教授石磐、马特自杀身死。

　　我们那位从未亲聆謦咳的老校长陈垣，史学家，毛泽东称其为“国宝”。法国著名汉

学家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才称得上“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傅斯年说过，“

静庵先生（指王国维）驰誉海东于前，（陈垣）先生鹰扬河朔于后。”日本汉学权威桑原

骘藏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出版后，很快发表评论，称陈垣是现在中国历史学者中“

犹为有价值之学者”。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回忆：陈师和我在校散步时，自称平生最佩服

的是王静庵（王国维）先生，其次是陈垣。１９４９年他在国共之间选择了后者，婉拒蒋

介石和老友胡适的赴台邀请，而是留在大陆当了多年的大学校长。１９４８年底，南京国

民政府三次派飞机到围城中的北平，要接陈垣和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南下，陈垣拒绝了。１

９４９年１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年近古稀的陈垣在学生的陪同下，

从兴化寺街５号步行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迎接解放。

　　文革前他每年两次来师大和大家见面：开学典礼的和毕业典礼。他在文革岁月也心惊

肉跳。但文革中谁也没有想到拿批斗他来显山露水。倒是他的下属历史系一位老师施建中

受到牵连。有一张陈垣几代学人五世同堂的照片被公开，算是捎带涉及陈垣。但我后来知

道，陈垣的亲炙弟子并未留校，其弟子散布在全国各地。好像北师大历史系不是某个姓氏

的天下——现如今大学留校的是亲属和弟子，以建立学派。但陈垣没有自己的家丁民团。

施建中，１９４０年３月生，江苏无锡人。１９５９考入北师大历史系，１９６２年北师

大校庆６０周年时被推选与陈垣校长、白寿彝主任、杨钊先生、杨子坤先生合影（即，五

世同堂照片）。文革正盛的１９７１年６月２５日陈垣寿终，终年９１岁。他珍藏的４万

余册图书全部交公。剩下的不值钱的书册遗留在北师大图书馆一楼大厅。」

　　陈垣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１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说：“

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

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

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陈垣写了对新生活的感受，

指出以往同胡适的论学方法只是“实证主义”“有基本错误”。

　　“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

见的危险”。“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

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

坚持其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

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

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公开信往往是挑战书，私教用不着。决斗书要用公开信。强势一方觉着理直气壮。

　　“文革”中，陈垣家人写过两封信，一封给周恩来，一封给康生，说他整天提心吊胆

、闷闷不乐，对形势的发展陌生、担忧，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

　　陈垣给胡适的信，和他给上头的信，可以做对观阅读。对观福音、符类福音，又称共

观福音、同观福音，这里就是对观祸音、符类祸音、共观祸音、同观祸音。

　　胡适不相信那封公开信是陈垣写的。给朋友写信，照道理应该邮寄给本人。私交呀，

挚友呀，密友呀，心照不宣，心心相印，莫逆之交，股肱之交，才是朋友。这位饱学之士

的多少盲目乐观与难堪尴尬，无人知晓。

　　刘乃和（１９１８—１９９８），女，多年担任陈垣秘书。文革岁月一次批斗会上，見過她。」

两位陈氏后人都是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祖父也是实事求是，因为陈垣大师不光是陈氏家族前辈，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型代表之一，他的心路历程，人生选择。所遭遇的一切一切，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知识分子的历程縮影。值得我們后人去思考。

北京陈家大哥哥：

陈垣先生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他在北京生活了大半生，没有买过房子，都是租房或住学校提供的宿舍。他的积蓄主要是用来购买书籍和文物。他买书主要以做学问为主，史部书籍齐全，大型丛书不少，宗教史书籍较多，包括大藏经和道藏。文物主要是学者的书画、信札和手稿。“文革”开始，陈垣先生已是86岁高龄，环境和身体状况都不容许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老人热爱祖国，这时他认为最后的报国之道就是把他一生珍藏的书籍、文物以及积蓄全部献给国家，并一再表达了这种愿望。

陈垣先生于1971年6月21日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91岁。家属遵照遗愿，将他的全部藏书、文物以及4万元稿费交出。藏书和大部分文物由北师大接收，整整拉了4大卡车，另有240件套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首都博物馆前身）接收，4万元稿费作为党费交与北师大党委。1972年，北图善本部又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意见，从家属手里收存了陈垣先生的主要手稿。

后来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又将原交与北师大的44163册/件图书资料，4箱文物，807块书板，25箱报纸，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

广州陈家大哥哥：

….。说到鲁迅，胡适。鲁迅，怎样评价，已经比较公正了。至于他如果活到解放后如何，我认为，要么象胡风，向当权慷慨陈词，结果被打成反革命，而且牵连一大批革命文人，受冤受害，甚至他们的家属子女。要么象郭沫若，卑躬拍马，紧跟领袖，当然他也命运不济，名声不佳。讲到胡适，现在也比较客观评价他的学术和为人。

这里有段历史同你们讲讲。祖父陈垣解放前同胡适有交往，都是学者文人。解放前夕，老蒋派人要接一批有名人士跟他去台湾，祖父同胡适都在之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祖父目睹国民党当时的腐朽和必败的情势，决定留在北平，并给胡适写了一封公开信，也劝他留下来，迎接新中国，（这是一封在学界有不同看法的信，但的确是祖父所写，非如外界有人传是由他人代笔）。后来胡适还是去了台湾，结局也不好。祖父留下来后，当年受到毛的接见，毛对当时在座的嘉宾介绍说:这位是陈垣先生，读过很多书，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因为这句话，祖父就一直被后人冠以“国宝级人物”的雅号。作为学者，教育家解放后祖父是受重视的，德国人资助的辅仁大学，1952年要改革合并到北京师大。祖父一直当校长至去世。是近代当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学者。1957年后祖父以七十多高龄，参加了共产党，不管别人对此有什么议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文革开始，他作为北师大的校长，八九十高龄，钦点的国宝，所有公家给予的待遇，如房子，服务员，秘书统统强行撤去。只由亲属照料。后经周总理特批到北京医院，保护起来，免受人格皮肉之苦。最后他是郁郁不得志，也茫然不知为何到此境地而终。他对未来还似怀有某种希望，所以当我女儿出生后求他给命名时，他说:就叫旺吧。这就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了。文革期间，作为国宝，他自身已不由自主，他的在国内的子女，无一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作为知名学者，他的一生，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也算一类典型，既不象胡适，也不同于郭沫若。

       但是「文革」將這一切的臆想幻想打破擊碎，中国的文化名人在文革的遭遇，是一本血淚史，無人幸免，但是与罹难的翦伯赞、吴晗和陈寅恪等相對比，陈垣大師还算善终。

         在“文革”中，陈垣没有受到直接伤害，顯然是因为家人以陳垣名義给中南海写的這两封信有關，一封给周总理，一封给康生，周康倆人及時施出援手。实事求是地说，康生其实也是非常尊重有真学问的人物，我们對待歷史人物不能脸谱妖魔化。

        我们曾习以为常的人物观，几乎完全是幼稚或孩童般的眼光，即所谓“好人”、“坏人”的二元对立：“好”则亟称之，“坏”则亦亟称之，此使得“圣人”者全无渣滓、全无瑕疵，而“坏人”者亦全无亮点、全无人性。

今天我们应该有辨正的校正观：所谓“好人”未必那么“好”（其也有“阴翳”之处），所谓的“坏人”也未必那么“坏”，“圣人”必须走下神坛，“坏人”当然也须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如是而已，岂有它哉？

        曾经是康生秘书的匡亚明回忆道：“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思想‘左’，但要说他存心反党，是不可能的。不能把人说得那么坏。”

他还回忆：“我到延安不久，康生送给我一首诗：‘故人不相见，相见依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那时康生刚从苏联回来。师哲在文章中说，康生赠诗戏弄我，事实不是这样的。这首诗是不错的。康生左手右手都能写字。康生的这首诗，‘文革’中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王春南：《听匡亚明校长忆往》）

康生是怎样的人？以发生在匡亚明身上的事实来说明，那就是：“康生在历史上曾对匡校长（匡亚明后为南京大学校长）施以援手———上世纪30年代，匡校长因反对极‘左’的做法，在上海遭遇执行左倾路线的人的暗枪，差点献身，康生为他说了话，使他得以免除左倾分子的继续追杀”，然而在“文革”中，康生却对匡亚明落井下石，使其受到迫害，吃尽苦头。那么，“纣之不善，莫如是之甚也”这句话，对于康生不是也可以适用的么？

文化学者秦晖对《康生年谱》康生的评价为：“测不准”。

但是，迷茫失措，困惑不解，心情壓抑，對國家為民族擔擾困擾着中國知識分子，陳垣大師也是如此。陈垣晚年最不能忍受的是他的研究工作被迫停止，他有一次和曾庆瑛谈到书籍出版问题时难过地说：“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让我等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