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当事人反思二：认识六四，学运的误区
馨草园-108246 06/21 44204.0/1
抱香书生
八九学运，直到六四悲剧的发生，不能说没有学生和社会自身的问题的责任。作为亲历者，前十几年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学运后期的组织混乱，泛民主和伪民主现象，对于民主的理解和认识程度，尤其是实践程度的问题，对于民主作为概念的理想化问题，民主与法律的关系的理解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学运领袖的个人性格，素养和动机问题，政治斗争的智慧问题，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只能事马后炮。没有实践，谁都不是圣人。在中国这个历史上就缺乏民主（指科学的民主），人权，和自由概念背景下，尤其是建国以来对民国时期的思想进行了以革命的名义阉割过滤然后灌输给红旗下的蛋们，就是知道它们是好东西，也仅此而已。西方被认为是天堂。民主被认为是可以一夜实现（而不需阶段和学费）的（就像当年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封建和落后可以靠共产主义一夜得以改变一样）。人人都在主张民主，都在指责政府，但具体如何操作却莫衷一是，或简单化理想化，甚至罔顾法律。对于后果更是没有认真思考。学生中很多更是出于对于动荡的亢奋，对于‘革命’动荡的正义化，情绪宣泄的风光出口，甚至个人虚荣心对于时势造英雄的一拍即合，有些学生也不排除有个人野心。（其实，现在已西方文化看来，放在一个正常的多元化社会，有野心并不是坏事，因为社会有完善并相对公正的法律和制度，提供个人在正常渠道的任何发展，包括从政。大多数情况下会将个人对利益，权力等欲望纳入积极发展的轨道疏通，一举两得。）有些人于是认为这就是一场闹剧。不错，这的确不像是一个有组织有目的有预谋的运动获事件，否则CIA或任何背后势力就太小儿科的。我也不否认运动风起云涌后，会有很多势力和背景有兴趣，会积极关注，甚至试图介入。但最后的混乱和幼稚，足以证明当时还没有任何势力能完全操纵这场运动—除了所谓的坚持不从广场撤离（其实后来坚持在广场的几乎都是外地进京，刚赶上末班车的学生）。事后诸葛亮一回，如果当年的学运见好就收，尤其是在比较开明亲民主的政府官员出面后回撤，达到了政治诉求的目的，也造成的相当的正面社会舆论，更能提供给党内民主派党内拥护和实力，为进一步的政改做铺路。这才是成熟的政治。可惜当年我们都血气方刚，头脑简单，像个倔脾气的孩子，自恃政府是父母，不依不饶要讨说法。结果是政府不是父母，可不是打一巴掌的事，那是敌我矛盾。这样也好，彻底从中国人的父母官情结中清醒过来，现代社会是很现实的，政府不可能是父母。我们也不要以孩子自诩。这倒是个好教训，只是代价太血腥悲惨。
现在很流行的论调是看那你个学运/民运代表六四表现，现在的表现，以及海外学运/民运现在的表现，六四不是被别人利用了就是被这些人利用了。其实我一直远远在看这些当年其实未必比我高明到哪里的学运领袖。有些我的确很失望。海外学运/民运也是更多地延续了中国政治斗争得的惯例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标杆。不过客观地将，残酷的流放现实（经济，心理，社会舆论，政治压力，等等），也更容易扭曲他们。比如魏精生。我还是很敬佩他当年在四化之后首先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和勇气。但是对他出来后的表现也很失望，同时也比较理解：一个初中生，很早就被投入监狱，几乎与世隔绝。就连我们这些一直与社会正常接触的人都在八九学运时期是那末的幼稚，又怎能苛求他与社会隔绝着末多年，能有比我们更好更深刻的认识，更成熟的思想和表现？站出来嘲笑那些当年的学生领袖的人，你在同时代能比他更高明吗？你遭遇了与他相同的经历后还能笑出来吗？
关于柴玲，李禄和吾尔开西，不错，这几位是学运后期的比较激进的学生领袖。也正因为比较激进，在风起云涌的动荡或大革命时代，才更能凝聚民众的革命激情（反而是理性温和的主张和人往往就被边缘化了）。这也许也正顺应他们的政治兴趣，个人英雄主义情节，或许也有些小小的虚荣心和野心。但是背景是矛盾剧烈的社会想象。否则无论如何他们也是不能聚集起那末多的力量坚持在广场合那末多的北京人民的自发支持。他们都有人性中的弱点，就像他们身上也有一些普通人不具备的闪光点一样。如果真的是一场阴谋，要学生和民众流血牺牲来成就自己，那怎莫解释他们自己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般东躲西藏，侥幸逃脱，而且各自没有联系。清场的命令并不是个秘密。他们，也许正如同我们中的大多数，当真正面临死亡可能时，首先想到的是要逃生。我对他们失望，但不怨恨，因为理解他们，就像理解自己。但对于他们出来后，始终不愿为六四悲剧承担任何责任，我的确耿耿于怀。毕竟他们是当年激进的学生领袖，即使什莫也不应该成为政府军向自己的学生和人民打开杀戒的理由，从自己对学生应付的责任来说，也应该有所反思和反省。反倒是后期一直主张回撤校园而渐被边缘化，而之后一直身陷囹圄的王丹首先愿意承担部分责任。
我想说，民主，与具体的某个民主运动不能等同，更与某些所谓的民运领袖不能等同。指摘，批判某些学运领袖的道德瑕疵，个人素养，民主精神的缺失，反思某个民主运动的过当，过失，错误，甚至是谬误，并不能刷洗或模糊事件的焦点和主要责任。国人不应该像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作壁上观人一样，迎着政府方面很愿意提供的单向探照灯方向品头论足，而忽视了探照灯来源方面更肮脏见不得人的勾当。毕竟，一个政权的公权力，政府暴力工具的滥用要远比几个公民的道德不完善可怕的多。如果政府公权力和暴力工具致力的都是将自己隐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打起探照灯寻找自己公民的瑕疵以治罪的话，恐怕我们都要人人自危了。 比如，艾未未即使真的偷税漏税，即使他的所谓艺术真的让很多人反感，但这与他致力于为弱势者追讨一点点社会公道的个人行为有什末关系呢？而义愤填膺坚决要干涉艾人权的政府官员们中，又有多少许宗衡之类的真正腐蚀着这个国家的人而不被追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