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夏，后院的杏树又逢大年。这棵杏树已经十来岁了，种下的头一年就结果。大年时，收的太多吃不了，我挑些漂亮的带到学校去送人。按照果树的标准，它是一棵好树。可是我们这儿气候干燥，草地隔天就须浇水。种在草地上的杏树，不知不觉就长的太高了。它长的越高，采摘就越难。将熟未熟的杏子先是被鸟吃，然后被虫吃，继而滚落一地。落地的多数都不是好杏，几天不清理，就烂了。清理烂杏不怎么好玩儿，烂兮兮的杏肉，那种像拉拉蛄的虫子，真让人厌恶。年复一年，总有几株落地生根的，趁你不注意时冒出来，抽条，长个儿，那些小树也必须清理。种杏时，我怀着浪漫的情怀，从未想到之后的麻烦。

母亲总在杏子成熟的时候来我家。看着掉落的杏子，她总觉得可惜，总要去摘。她个子矮小，力气不够，不喜欢用竹竿打，却爱端个小板凳去摘。我总跟她说杏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您老人家别摔着。但她很固执，不会听的。这一次，她不顾我明令禁止，趁我上班，又登上凳子去摘杏。凳子倒了，她摔了下来。还好没有骨折，只拉伤了韧带。我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观察到她的精神症状，开了最低剂量的抗焦虑症药。母亲一直抗拒吃药，特别是对精神类的药品。虽然我和医生用英文沟通，但还是被警惕性很高的母亲猜到了。她发火道：“我没有精神病，你才有精神病呢。” 医生好言相劝，说服她用药，但用了一两天，她就抱怨做噩梦，自行停药了。她不肯服药，症状自然没减轻，医生也一筹莫展。我的一个亲戚的母亲也拒绝用药，常常半夜起来骂老伴儿，搅得全家不宁。家人无法，只得将药溶于水中，偷着让她服，但是我妈警醒的很，不好骗。

摔倒之前，母亲能走到附近的超市买小菜，还能为走而走地走上四十五分钟。摔了后，她腿疼，就不大出门走路了。 转眼秋冬，她怕冷，我也没鼓励她多活动。来年初春，母亲开始说我们借钱不还，继而又说我们把她的钱都拿走了。听到这无中生有的指控，我很生气。解释，分辨，争吵，甚至写了字据和保证文件让她安心，也让我耳根清净。尽管这些指控很离谱，但我还是觉得那是因她的个性和思维偏差所致。我母亲居长，长的美，善歌善画。她自小住校，非常要强，个性独立。三十岁时，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东北，她就带着我独自生活了。她独立坚强，万事不求人，意志力大，脾气也大。她工作非常负责，生活极为严肃，对己要求非常严格，是个有些洁癖的完美主义者。所有这些如果只是用来律己，则无问题，但她将此外延至他人，于是就有了很多的看不惯，看不惯又不能保持沉默，我姨妈说她嘴不好，挺傻的。她是社交的低能儿，不会讨好人，也几乎不赞美人，更不会看人眼色行事。文革前，母亲为专业文艺团体招生，我觉得挺好看的人，她总是能够准确地说出那人相貌的缺点，我们背后说谁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我自小的一举一动都会遭到责备和纠正，成家后，她又将高标准扩及我的配偶，乃至我丈夫煮面条时折断面条都会遭到指责。

以前有人说过，子女是中国父母的God。 她非常爱我，但这种生命般沉重的爱，却让我不堪重负。在这个世界上，我既不想当任何人的God，也无法承担起另一个人的生命。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强迫他人接受，是不是？从十岁起，我怕她，很想离开家，走得远远的。成年，成家，出国，终于能离开了，但与母女的关系又怎能割断？潜意识里，我总想得到她的首肯和称赞。我总是尽力满足她的要求，也总与她分享生活中的事情，但分享之后，她又经常从中找出可疑之处追问，担忧。 每当有好东西，我总会先想到她，逢年过节带她出去吃饭，送她东西，但她从不欣赏此类举动。我想法设法使她愉快，但她总是不愉快，或者她愉快，我却看不出来。 我的孩子长大自立，但我依然害怕与母亲相处。 很多年来，我们之间的对话，与《Can’t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more pleasant?》 （Roz Chast) 中的类似，甚至还有更多的负面内容。每次听她的唠叨，抱怨和指责，还是不免心烦，忍不住和她争。吵过了，又为跟她吵而后悔内疚。她总把我当作未成年者，事无巨细，耳提面命，对于她的责备，甚至在梦中，我都在为自己辩解，叫喊着“妈妈，这件事不是这样的，我没有那样做….” 从我成家的那一刻，她就告诫我，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和某某是一家人了，和妈妈不是一家人。我猜想，在她的潜意识里，我最好是一辈子都不要成家。成家后，她坚持过要住在一起。我们也试过，但她的个性，我的个性，长久以来积累的矛盾，最终还是无法相处。母亲一厢情愿地极为坚持地爱我，保护我，却从未想过她在干涉我的私生活，似乎也从未理解我的愤怒。在理智上，我明白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必须和她分开，但决定分开住时，我又感到内疚。她搬出去后，我带她买菜看医生。她独立处理生活琐事，自己去取药，自己给自己剪头发，还到图书馆去学英文，当义工。她喜欢音乐，居处有台共用的钢琴，她不时地去弹奏。 就这样，我们大体相安无事地，各自独立地生活了十来年，我一直以为能够永远这样生活下去。

夏天又来了，母亲照例要来我这儿住。她一来，我就赶快去后院看杏树，还好今年是小年。这年的七月，我父亲满九十岁，我说好了要回国为他庆生。我将旅行计划告知母亲，预期她会反对，但未料她大发脾气。她指责我把她的钱给了我父亲，我苦笑。早年我父亲不宽裕时，我确实给过我父亲一些钱，但那都是我自己的钱，况且如今父亲生活的挺好，不再需要我的钱了。她不听我的申辩， “他没有养过你！”她继续数落我父亲的“罪行”，越说越愤怒，最后就开始咀咒了。母亲和父亲离婚已近半个世纪，我父亲早已再婚，我真无法理解她的怨气。不过我也习惯了此类话题，无非是重复一遍已经重复过无数次的道理，跟她喊两句，发火，离去。在她的世界里，地球上发生的任何灾祸都可能降临到我的头上，因此她一贯的不喜欢我出门旅行。可是反对归反对，二十年来，我还不是照样出门？这一次，她也不能阻止我回中国。

正当我为后院的杏树小年而庆幸时，正当我定好机票，备好行装，准备启程时，母亲晕倒了。晕倒的消息是我的一个老中同事传给我的。他说：“你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你的电话不通，要我告诉你，她晕倒了。”真奇怪， 我一直在办公室里，也没有与人通话啊？她从未给我同事打过电话，若是晕倒了，还能镇静地找到同事的电话号码？我将信将疑。早些年，她至少有过两次急诊。头一次她说吞了假牙，我没有经验，一听就慌了，立刻带她去医院。坐在急诊室里，她一会儿指着脖子说那颗牙到了这里，一会儿又指着胃说到了那里。我跟着紧张，结果那颗牙却在垃圾桶里。又过了几年，一个傍晚，她说肚子疼。我问她是否要去看医生，但她说不是特别疼，可能吃东西吃坏了，吃了点黄连素。因为假牙事件，我就没带她就诊。次日清晨，她还疼，我立刻带她去急诊，她还固执地说不要看急诊，非要等家庭医生上班。幸亏带她去了，是急性阑尾炎。我不能断定她的晕倒是真生病还是过度紧张？赶到家，她已经躺在床上，自述晕倒在厕所里，但说不清怎么晕倒的，又怎么回到床上。她的床头放着复方丹参和阿司匹林81克，地下散落着复方丹参药丸，显然她已吞服了不少。晕倒总不是好事，于是就打了911。不到十分钟，两个又高又壮的救火队员就进了门。测血压测脉搏，然后就抬起我妈上担架。此时，老太太大吼道：“轻点儿，骨头都被你们搞断了。” 救护员听不懂中文，但能看出老太太的怒火。到了医院，依然无法确定母亲是真的晕倒，还是过度焦虑造成的幻觉。母亲的各类检查都正常，医生甚至说她的心脏像年轻人，但她的体重只有76榜。医生和我一致认为她过度焦虑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医生开了药，自然是最低剂量。在医院里，老太太不能拒绝服药，但服用后，她更感头晕，还不时哭泣，情绪极不稳定。出院时，医生诊断母亲需要在他人帮助下生活了。 出院后，她依然头晕，脾气依然坏，我只得取消了回国的行程。

人总有一死，却未必都有一老。原始社会食物匮乏，一些部落为了发展，曾残杀不能劳作却消耗食物的老人。 “研究资料显示，古罗马帝国的平均寿命是28岁。1790年的美国，65岁以及以上的人口仅占人口总数的2%，今天占14%.” (《Be Mortal：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中译“人生有涯” by Atul Gawande ) 无论医药，养生，还是亲情都在为延续生命努力着，古稀之人还能干二十多岁人的事，超过百岁也时有所闻。同时，在全球都市化工业进程中，都市生活分开了年老和年轻的人，使之享有更多的自由。当老人无法独立生活时，自由也要交出去。 有些老人会说我活够了，真想去死，但“死”又谈何容易？Atul Gawande说：”我在医学院学到很多，但死亡却不在其中。” 在书中， 作者用了一半的篇幅讲衰老，从独立生活，到”Things Fall Apart” , 再到他人帮助下生活和完全无法独立生活。人人都向往不需要照顾地一直活到去世，但那是难得的福气。根据老年失忆教科书，到了八十五岁，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记忆和判断力会有足够的损伤。 这一年，母亲正好86岁。

“如果你不能在没有他人帮助下，如厕，吃饭，穿衣，洗澡，梳理 ，起床，离开座椅和走路，你就缺乏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如果你不能自己买东西，做饭，做清洁卫生，洗衣服，管理药物，打电话，自己旅行，管理自己的财务，那么你就缺乏安全地独自生活的能力。”从什么时候起，母亲总说她还有菜，不需要买菜？从什么时候起，查看她的冰箱，又总是满满的？“妈，你都吃了什么？这白菜都蔫了，这都是什么呀？该扔了。” 母亲回答：“我吃罐头。”“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去领罐头！罐头里有防腐剂，放着新鲜蔬菜不吃，吃罐头？”这样的对话不知有过多少次，但直到她晕倒，体重只有76磅时，我才惊觉她根本就没有好好吃饭。我母亲已经不具有安全地独自生活的能力。想到母亲因担心中风偏瘫，一直十分注意饮食平衡，一直坚持走路，一直非常律己，她从未有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如今体力她依然蛮好，但头脑已不再 快了，想到不可抗拒的衰老最终导致的殊途同归，我不禁苦笑。

早年，我接触过的老人只有我的外婆。她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最大的压力是我外公因三反五反被迫上交连铺盖在内的所有财物。没有社会压力反映在她的眉心没有“川”字，四川的水土又养人，外婆一直是细皮嫩肉。 近80岁时，她中风瘫痪。我那时有了孩子，住到婆家。依我母亲的个性，保姆从来就不是一个Option。半年左右，母亲撑不住了。 她召集几个姐妹来北京商量如何安排外婆。我自小没外婆生活在一起，感情并不深厚。我母亲逞强了一辈子，又是大姐不好意思开口求妹妹们，于是由我主持了那次家庭会议。协商的结果是姐妹们轮流照顾，于是外婆就去了陕西，然后回到北京，再去贵阳，并在那里去世。这三十年来，中国城市使用保姆非常普遍，我同学小雁的母亲患老年失智，乃至不能行走，她卧床期间用了两个保姆。另一个同学的母亲有四个子女，但都不在身边，老人家全靠一个非常尽职的保姆照料。那个保姆的工作除了做饭清扫，帮助老人如厕洗澡，还包括打果汁，碎坚果，按摩。那位同学的母亲未患老年失智，但九十多岁时已无力做任何事情了，如厕需要保姆抱起，很多时间都在睡觉。但凡中产阶级能用的起保姆的地方，一定是贫富悬殊，城乡差别，或地区差别大的地方，比如印度，比如中国。在美国，可就难了，在亲眼看到的和读到资料中，老人院是美国绝大多数老人不可避免的去处。对一般中产阶级而言，那个去处至少使老人有吃有喝，保证安全，使子女安心。也有在家护理的，但是费用极高。在《The Theft of Memory: Losing My Father, One Day at a Time》 一书中，作者的父亲Dr. Harry Kozol 是一位名医，行医的收入和积蓄都相当不俗。Dr Hozol患老年失智住进养老院，后来作者对老人院的服务不满意，决定让父亲回家，由两位护士照顾。一年的费用仅护士的工资就需要十万美元。不过几年，老人的积蓄告罄，律师建议申请Medicaid。

母亲最需要的服务是吃饭和管理药物，最简单的解决方式是去住养老院。 出院后，母亲说要去住养老院。从看护十几个老人的家庭式，到有独立住房的豪华型，我们看了好几家，住户从辅助生活到全方位的照顾。母亲健康保险是Medicaid，能接受她的养老院自然不是豪华型。如果母亲住进去，她可以去食堂吃饭，有人安排她吃药，清扫，还可帮助她洗澡。她将会有一间自己的卧室，但要同另一位老人合用卫生间，而那个老人失明又不良于行。随着身体逐渐好转，母亲改变了主意。其实，我也多少舍不得送她住进去。她非常爱干净，肯定不喜欢与人共用卫生间。她比那些老人都健康，如果住进去，她的英文大致可应付衣食住行，其他就都谈不上了 ，陌生的环境，无人交流，周围又都是身体状况更不好的老人，母亲的情况会不会更糟？

除了养老院，我也了解了为老人提供的各类服务：紧急呼叫器和家庭服务公司。很多独居老人都佩戴紧急呼叫器，一旦发生危险，可以按呼叫器按钮接通呼叫台。呼叫台根据设置的联系电话联系家属或救护车。家务服务公司可为老人做清洁卫生（但不含擦窗户）和简单饭菜。若老人无法洗澡，另有个人辅助公司可上门服务。如果亲友愿意提供这类服务而不愿假他人之手，本人可到个人服务公司申请，成为雇员，但每周的服务时间不能超过八小时。

母亲佩戴了呼叫机之后，最需要解决的吃饭问题。家中虽有饭菜，但母亲一直不愿意用微波炉，我又不放心她使用炉灶。 从上门复查的护士那儿，我得知了本城的老人膳食计划。该计划是由城市和医院合办的为老人提供的一顿中餐。 政府补贴一部分钱，65岁老人建议缴费5元。由医院食堂备餐，义工送饭。自然都是西餐，但每月都有菜谱，每顿保证有肉有菜有水果。我上班，从未见过送餐人。母亲说那是个极体面的中年人，非常礼貌和善。送了一周左右，母亲说她不要吃了，因为开门迎送也有压力。不久，母亲要求回她自己的家去。她的公寓楼正好在老人膳食计划之内，但为了鼓励独居者多与人交流，不送饭到户，用餐需到餐厅。母亲去食堂吃午餐，又开始为交费操心，她不愿意占便宜，但又为他人是不是缴费操心和生气。她吃吃，停停，停停，吃吃， 不断地改变主意。她总是把吃不完的一点儿东西带回来，又忘记吃，最终被我扔掉。母亲不再去吃食堂后，我就煮好了饭菜带过去。到了她那里，放下饭菜，我先看她是否吃药。 虽然每周我会把她的药分到药盒里，但她常常忘记吃，即使电话中提醒，放下电话她就忘记了 。一般老年人到了这般年纪，据说会吃六种以上的处方药，母亲只有四种，其中的三种都是精神方面的药物，臆想，焦虑和尿频，只有一种是针对肌体–甲状腺的。她已经算是非常健康了。一次离开，我抱了抱她。她很高兴，我才想起因为烦她，已经很久没有抱过她了。

这样过了半年多。2015年三月，我去澳洲度假。我先生因上课无法同去，由他照看我母亲，为她采购。他给母亲送菜去，母亲很愤怒地对他说：“你故意让欣欣去澳洲，自己图舒服在家。”这一次指控与她的绝大多数指控一样，都距离事实太远，但并不比以前的指控更严厉。此前她几乎每周都会煞有介事地说我的姻亲全家十多口来美国了，霸占了我的房子，并由我们负担所有的生活费用。当我告诉她，姻亲来美的事情没有发生过，她会说现在没发生以后会发生，似乎她依然有逻辑。度假结束，一到旧金山，我就打电话给母亲。通话中，她还比较正常。但放下电话不久，我就收到紧急呼救中心的电话，他们说听不懂母亲在说什么，但她一直在哭。我立刻打电话去问。母亲说，对门的邻居要侵害她。这个说辞也已经有过一段时间了。最初母亲指控邻居乱搞男女关系，其后又说邻居没交房租，没有资格住在这里。我曾为此多方求证，邻居和管理人员都说对门的女人很温和，不知怎么回事，母亲总和她过不去。 一到家，我立刻去看母亲。一推门，几只晾衣服的细木棍应门而落，那是母亲用来“抵御”对门邻居的。她的焦虑症，失忆症似乎更严重了，其假象敌已经从我父亲，她的妹妹，我的配偶和姻亲，扩展到邻居。

在我感觉无助时，我先生的医生摩尔答应给我母亲看病。摩尔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他太喜欢工作，说是永不退休。他很有经验，用药准确，与病人交流相当专业。摩尔医生含糊地对母亲说，他开的药是治疗老年失忆症。事实上那个药是抗臆想，治理燥郁症的，但母亲相信他，不再拒绝吃药。药效似乎也不错，但摩尔医生对母亲的病情并不乐观。我很清楚记的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母亲将会如此这般地衰弱下去，直至生命停止。他的手势和 《人生有涯》中所画的曲线类似。母亲的病不可治愈，但在漫长的衰弱期中，谁来照顾母亲? 我是否该提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