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不代表作者个人意见，私人微博讨论用，需要个地方放就发这里了。

作者 :  迟飞

阶级构成条件 
农民占绝大多数。要将其吸收进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摆脱传统农民的性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业方面的机械化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保证。而农业机械化迟迟不能铺开，使小农经济仍然有存在的余地。
发展工业化，必然要牺牲农民的利益，从农民身上取得工业资金。这必然使农民劳无所得，农民生产积极性遭到挫伤，那么工农联盟就将有瓦解危险。尚未适应大规模农业集体生产的农民就有可能重新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路线。农民阶级的动摇则使领导者内部发生分裂。例如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的分裂。

国民经济比例问题 
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方面不能超过发达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它就要时刻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而要防范这一危险，就需要高速度地发展经济，尽快地摆脱落后的状态。必须重点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低消费。为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提供资金则必然要求农业提供资金。这必然会侵犯农民的利益，而将农民的生产成果拿走的太多，则会挫伤农民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处于危险境地。国民经济可以平衡发展吗？不可以。在资本主义外部威胁的局势下，只有快马加鞭地发展，才能够巩固政权。布哈林提出的“必须像蜗牛那样地爬行”，先发展农业，慢慢积累的策略根本不可能实行，也不可能符合实际。然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又会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这也会打击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其中诸多矛盾，难以平衡。

计划经济技术条件 
计划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高级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形式。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也是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渐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由竞争到垄断体现了这个过程。但是落后生产力的国家要实行社会主义，直接跳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高级阶段，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严重的管理人才的缺乏。缺少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必要的管理人才则会使经济体系不高效。排长一下子要指挥一个师乃至一个军，这也是一个逐渐学习和培养的过程。更何况，国家全面统管经济，是前所未有的，或者突如其来的任务。没有相应管理水平的人被安排到管理岗位，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当大多数人民还都是文盲时，就不可能有好的管理。
计划经济需要有灵敏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够采取比较精准的需求预测。这要求对各地人民的需求的全面把握，以及迅速的信息传达。如果这方面做的不够好，那么就经常地会造成需要的产品短缺，而另一些产品产生积压的问题。
生产力落后，技术水平就落后。而快速发展的要求无疑要快速提高工人或技术人员的素质和水平，以适应操作新机器的需要。在这个急促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是能够操作机器的人员的极度短缺。不合格产品大大增加，而新机器被损坏或者达不到设计要求。造成严重的浪费。这也是一个适应过程。

技术封锁问题。 
落后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而在落后生产力的国家被资本主义世界技术封锁，得不到这些先进成果的情况下。这些落后国家能否赶超就成了问题。如果连发达国家也赶超不了，没有相应的技术水平，那么未来无疑就是失败。苏联遇到了个好时机，在大萧条时期吸收了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成果。但是后来的中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中国即被美国封锁，又被苏联敌视。两个技术先进的超级大国都对中国的技术引进的要求关了门，那么社会主义的前景就是黯淡的。中国能够“独立自主”地搞社会主义吗？单独进行技术积累是否可行？这当然不行，即使个别技术有突破，技术基础薄弱，也不能赶超西方国家。如果落后国家能够自我积累以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就不需要一个资本主义的普遍历史发展阶段了。

民族主义的问题 
各落后生产力的国家，寻求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目的是实现民族独立，但民族独立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要求的是国际联合。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国际联合，局限在民族的狭小范围内，那么根本就算不上是社会主义。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发展，不仅仅需要政治宣传，而且需要实际的生产上的联系。若生产上无联系，国际主义就是无源之水。而中国等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拒绝参加国际分工。割断了生产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这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危害的是无产阶级的国际的利益。
不仅中国，苏联等国的表现也是如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民族主义的体现。将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国际无产阶级总体的利益之上，这封死了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可能。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联合。民族主义，首先是传统的未被社会化大生产打破的那个壳体，在新时代的巩固和延续。社会化大生产不够发展，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比不上国家内部的联系更加密切，民族主义就会出现，这种国际间联系程度越强，民族主义就越弱。显然，民族主义的强弱与生产力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呈反比关系。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落后生产力的体现之一。整个二十世纪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正体现了这种社会化大生产不够发展，生产力的不够充分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并未体现真正的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反映的是各国上层领导者的矛盾，本质上是官僚问题。

官僚问题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谁控制谁的问题。是组织控制群众，还是群众控制组织的问题。若群众控制组织，就是人民的民主，而若是组织控制群众，则是官僚的专政。
当各国的革命者以其党的名义接管整个国家时，也就将党的骨干力量安置在了原来剥削社会形成的国家组织的官僚岗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应当将旧的国家机器“炸掉”，然后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体制。但是这不可能一下子做到。而落后生产力下，民众的文化素质水平都还很低，还是需要共产党人带领他们前进。这就可能形成官僚的组织带领群众的局面。社会的进步不是靠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是靠这些官僚化的组织的带领，机械地将社会向前拉，而人民群众只有跟从。特别是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更需要国家加快发展，这更加赋予了这些官僚化的组织以权力，官僚控制了人民，而人民民主得不到体现。这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苏俄三年国内战争加强了集权，工人阶级则精疲力尽，形成了官僚引导的局面，而中国等国家是照搬了苏联的官僚经济模式。积极进取的革命者蜕变成了安于禄位的官僚，丧失了革命的锐气，这自然不能负担起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这形成不同于无产阶级群众的新阶级。这个阶级是要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当它们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遭其扼杀，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在官僚控制之下毫无希望的在既有体制上滑行的官僚社会。而没有群众热情的体制，必然是没有效率的体制。官僚体制下保守而丧失活力，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当官僚体系中的革命情节随革命时代远去而消散殆尽，那么官僚体系也就使社会停滞下来，官僚们寻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就是资本主义最适合它们的利益。苏联解体是官僚领导层的杰作，它们各自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且顺便将自己的权力兑换成了金钱，成为经济寡头。总之，官僚专权，是个危险局面，除非工人觉醒，通过革命方式推翻它们，否则就只会迎来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所处的时代仍然是人民没有觉醒的时代，而且是除了官僚把持权力无可选择的时代。特别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坡路，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那么针对官僚复辟的斗争则必然没有效果。

分工问题 
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农民与工人，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仍然都是专职的，这种分工是社会主义理想条件下没有的。仍然，生产力不发达是其原因。尤其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仍然是两个群体，这种关系，仍然类似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社会仍然存在着经济乃至政治地位不平等的群体。社会还未能构成劳动者自我管理的条件。四小时工作，四小时管理，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党政问题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政就是党，党就是政。党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苏维埃也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有了可以融合之处。但落后国家总是保持着上层的控制，即使没有官僚阶层，党的核心对党的控制也是被要求的。例如建国前的共产党，党的核心班子掌控一切，但仍然能够做到官民一体。这是先锋党的问题，集中后有民主，而不是民主上有集中。这本是革命的必然逻辑，但是延续到革命以后，这种革命活动中的逻辑就应该倒过来，而由于紧张的局势，这不可能被察觉，而且革命后的建设中这种方式仍然行之有效，官僚化与先锋党结合起来，最终导致的就是独裁局面。一切归于上级，核心人物拥有了不可控制的权力。
应当说，局势越紧张，越容易形成这种问题。而且党政合一，首先面临的技术问题是外行领导内行，而不是内行领导内行，政治干预过多，也会影响经济运行。核心人物的独裁使得其个人意志能够影响整个历史发展。其个人的失误也将具有极大的历史影响。例如毛泽东搞大跃进，酿成了严重后果。将一切交由一个人物来行使权力是极端危险的。

专政问题 
马克思说，要实行社会主义，必然要通过一个专政阶段将资产阶级消灭掉，然后进入无阶级社会。但是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中，这种专政变得扭曲，首先社会主义没能在全世界胜利，被局限在了落后的国家。而消灭不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那么国内的专政局面就需维持，外部的资本主义敌对势力时刻想要颠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内部的剥削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内部的矛盾没有停止，而且这些矛盾还可能在外部势力的干涉之下被激化。这样来说，无产阶级专政要持续到资本主义彻底灭亡的那一刻。这就使得专政阶段变得极端漫长，在这个期间，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有可能变成官僚的专政。整个政权蜕化变质，或者成为资产阶级的复辟政权，或者成为顽固落后的愚民专政的政权。例如朝鲜。

知识分子问题 
落后生产力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还非常大，没有短期内弥合的可能。而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享有着社会地位和特权。这让知识分子有别于工农群众。他们的利益不是工农群众的利益。而他们却掌握着意识形态的主动权。若社会的思想被知识分子控制，那么这个社会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希望的。知识分子天生爱好自由，崇尚自由主义，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当然，资本主义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是竞争的优胜者，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由于工人阶级本身的弱小，是反映不出来的，若不加控制，则是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知识分子并不来自于工农群众，他们对工农群众也不肯屈就，他们也不致力于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特权阶层。
知识分子，在落后生产力水平下，还是非无产阶级的，他们有分化。但若放松控制，他们就很快就要攻击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了。以上所讲的知识分子是狭义的，若广义地看，官僚阶层也是知识分子。性质一样，一个在野，一个在朝。我们批判官僚阶层的特权时，也要看到知识分子的特权，两者是相通的。落后生产力下，并不存在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控制，他们是被领导的。被知识分子（广义）领导，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控制着社会的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的发言人和理所当然的领导者自居，控制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发言权。简而言之，工人阶级不能控制他们，而受他们控制。知识分子还未发展壮大到必须接受素质不断提高的工人阶级威胁的程度，换言之，脑体劳动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他们还不必受到来自工人阶级不断发展的脑力劳动的直接挑战。这决定了知识分子注定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是其智囊团或者后备军，落后生产力水平下必然如此。落后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主义，不仅面临着官僚特权的威胁，还面临着来自知识分子特权的威胁。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守护人。连同官僚，知识分子阶层在口是心非地维护着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存在，是出于历史的惯性，革命者还未死光，革命的威慑还存在。官僚或者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或者说知识分子尚未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与工人阶级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