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 Dauber 二致 PAUSD 学区华人家长

各位PAUSD 华人家长们, 你们好！

我是 Ken Dauber，我想通过这篇文章，重点回答以下三个中国家长们有很多关注的问题：

1） 学区内学校的重命名的来龙去脉

2）加权 wGPA 列入成绩单的前因后果

3）PAUSD 学区预算的赤字哪里来的

我注意到很多家长们对这些问题有可能被误导或并未深入了解，在此请允许我提供全面信息。文末我对对其它家长们关心的问题也做了简单的回答。

焦点一：你为什么要对学校重新命名？又怎么会想到用“Yamamoto”？

2016年，来自 Jordan 初中的一位学生和他的家长联系了学区董事会，提请我们注意学校记念的人物-David Starr Jordan,是一位优生学的倡导者。优生学是一种不可信的科学理论，强迫绝育和不平等教育等做法。为此，董事会委任主管人员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Palo Alto所有的学校名称，并就是否应更名任何学校的名称（包括Jordan）来提出建议。我支持董事会的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对所有学生都秉持欢迎和尊重的态度，包括学校名称所蕴含的意义。

该委员会举行了为期数月的会议，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董事会最终决定接受委员会的建议，并指派监管人员组建委员会，为Jordan和Terman推荐新名称。

该委员会于2017年夏季接受此任务，并与2018年初提出一些列建议---五位人名和两个大自然特征的名称（Adobe Creek and Redwood Grove）。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更名为Fred Yamamoto，他是一位毕业于Paly的日裔美国人，他曾在二战中因为日本血统而被关押，之后为美国而战死在欧洲。（ 虽然在日文里面是同一个姓，Fred Yamamoto 和二战中轰炸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我最初的投票是建议以自然名称命名学校，以避免用人名命名学校名称所花费的时间和引起的争议。然而董事会的投票是 3-2 否决此动议。

之后，当我意识到更名委员会里面并没有亚裔和西班牙裔成员时，我试图提出动议改变更名委员会成员代表，然而董事会的投票还是以 3-2 否决此动议（以上两次动议，Todd Collins 和我都投了赞成票）

最终，我接受更名委员会的建议，以人名Fred Yamamoto来命名其中一所学校。但是这个更名的动议，最后也还是被否决了。

请注意几点重要事实：

1.  这个希望给学校更名的决定从一开始就不是学区董事会提出的，更不是我本人提出的。
2. 推荐的几个学校名称，并非来自学区董事会，更不是来自我本人，而是来自更名委员会。
3. 学区董事会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选取哪一个校名。我最初的建议是采用自然景观，而不是人名。
4. 我理解大家对命名“Yamamoto”所产生的担忧，但我也觉得他本人的英雄主义以及为了我们国家而牺牲，是值得被命名为学校名称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重新对学校命名并没有影响学区的运营预算，因为董事会对工作人员明示过，对必要的更改所产生的费用应使用债券基金的资金，且尽可能降低成本。总的改名费用在 10万美元以下，主要是用于标牌的更改。

焦点二：你支持把 wGPA 计入成绩单吗?  这个问题是如何开始的？

wGPA问题始于2016年夏天。当时Paly的一名学生需要在成绩单上记录她的加权GPA（wGPA），这样她才有资格获得俄勒冈州一所大学的优异奖学金。在此之前，Paly只在学生辅导员的信中加入wGPA，而不是在学生的成绩单上记录。

在此之前 Paly 和Gunn 已长期使用加权GPA计算学生的绩点，可是每所高中都有他们自己的计算方法。作为学区主管，我们有责任制定学区内各个学校的运行政策，因此学区董事会责成相关学校的负责人向学生们去了解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我在那时就表明，我是赞成将wGPA放在成绩单上的，这两所学校也应该使用相同的计算方法。

让我沮丧的是相关学校的负责人花了很长时间来提交解决方案。当他提交解决方案交给董事会时已是 2017年春季，我与其他董事会成员一起投票支持他的建议---将wGPA放在成绩单上，并确保两所学校以同样的方式计算wGPA。

请注意几点重要事实：

1. 学区的运作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学区董事会必须要尊重学校和学生的意愿，同时通过正常的程序来取得共识和推进。没有任何一方，无论是学区董事会，还是学校负责人，或者几个家长或者一个家长群体，就可以单方面推进自己的想法。

2. 最终的结果不应该认为是某一方单独的意愿的 “胜利”，而应该理解成一个民主社会不同意见进行公开、有程序的的协商结果。

焦点三：你是如何造成PAUSD产生了600万美金的财务赤字？

不---事实恰恰相反。我一直是学区董事会保持财务保守管理的一支中坚力量。有一些基本事实可以证明：该地区每年的预算约2.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房产税。其他主要来源于包括选民批准的户籍税，以及PiE捐款，还有一些州和联邦的政府资金。每年，主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及最重要的首席商务官都会提出预算。经过董事会的讨论，来作出决定，最后通过投票决定区预算。

2016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学监提出了一份为期3年的教师补偿合同。我反对这个合同并投了反对票，因为我认为这是根本无需产生的具有高代价和高风险的合同。（以下链接是当时就此事件的报道https://www.paloaltoonline.com/news/2016/05/25/palo-alto-school-board-approves-12-percent-pay-increases-for-teachers） 不幸的是，董事会的其他四名成员投了赞成票。一个月后，此决议使本学区的预算赤字达到了450万美元。我坚持要求学监削减董事会预算来填补这个漏洞，学监照此执行，董事会也接受此举。

2017年，2016年通过的这个高昂教师补偿合同所产生的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当时的学区人力资源助理学监没有通知教师工会，说董事会希望在合同的最后一年重新商量合同条款。董事会没有被告知此事将在8月份发生，几个月太短了。合同费用使该地区每年损失约500万美元，因为要在最后一年支付3年合同的补偿款。

当我发现这个严重错误的时候，我和Todd Collins公开要求 学区总监 McGee 博士辞职。人力资源助理学监已先一步离职。一周后，McGee 先生宣布离任。

2018年夏天，我们聘请了一位新的主管和一位新首席商务官，他是广为人知，并被誉为该州最好的商务官（他之前是管理良好的长滩联合学区的首席商务官）。我相信新组建的管理团队将实施严谨合理的财政预算和财务控制。

请注意几点重要事实：

1.  我一直在竭尽全力在维持学区的预算平衡。任何宣称 “ Ken Dauber 造成了我们学区 6 百万的预算赤字” 都是可笑的造谣和诽谤。

2.  再次提醒大家，学区董事会的运作是有程序的。没有任何个人和单一团体，可以不受限制和没有后果地单方面推进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

其它问题解答

你是一名职业政客么？你从 PAUSD 这里拿了多少工资？

不，我的全职工作是一名谷歌的软件开发经理。而学区董事会每月付我400美金的津贴，应该离一个职业政客的收入还有很大距离。

和寻求权利和喜欢玩弄手腕的职业政客的诉求相反，我还投票支持设置 PAUSD 董事会成员任期限制，这样任何一名董事会成员最多只能担任两个任期。所以即使此次连任成功，这也只会是我的最后一任。

我加入 PAUSD 董事会，在我繁忙的谷歌全职工作和作为一个双职工家庭中的父亲的家务活之外，再给自己肩上担上重任做一份可能吃力不讨好还可能招人骂的事情，纯粹是因为我热诚为学区的学生们服务。

在 Gunn连续几年发生学生自杀事件之后，我决定要倡导并关心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我花了近8年的时间，致力于为孩子们把整个学区变得更加美好而努力。作为一名父亲，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学生需要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关爱和支持。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多花心些心思和时间让我们的学生和学区变得越变越好，包括那些和我的意见相左的人，这就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价值。

你为什么送你的小儿子去私立学校读书？

是的，我最小的儿子在Barron Park小学毕业后就去了私立学校，因为我们发现他需要更小一点的学校。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会为孩子选择最适合他的学校。而我的其他孩子都去了JLS, Terman 和 Gunn上学。

您支持 “低能教育”么？

绝不。我们全家正是因为 Palo Alto 有卓越的学校而搬迁至此。我在耶鲁就读本科和研究生（专业都是社会学）并获得了亚利桑那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我坚信优秀的教育能够激发学生并挖掘他们无限的潜能。我不觉得在帮助学生更健康的生活以及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学习成绩方面有任何冲突。事实上，健康的学生也会拥有优秀的学业。

当某些家长要求更换加州的性教育教科书，你是否指责他们反对同性恋？

没有，我只是建议这些家长们在遵循加州法律的前提下，提出可替代的教科书和教学方式。我非常欢迎全体家长们参与到选择合适的性教育课程的过程当中。

我非常感谢大家发来的反馈信息，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写这些文章，并用中文翻译出来与你们分享，因为我想让你们更多地了解我。

如果你是帕洛奥图联合学区的父母和选民，我们可以就任何问题提出异议，我希望你亲自与我取得联系，通过邮件或微信的方式，帮助我了解您的所想所获，以及我们如何能一起齐心合力让Palo Alto社区变得更加美好。

感谢您阅读此文，欢迎留言或发微信给我。（我的微信号是：PA_KenDauber，邮箱号：kenneth.dauber@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