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福:19世纪的华人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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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Chinese-American
            美国“华人平等权利联盟”的灵魂-王清福

      2009年9月9日,美国《侨报》发表了一则消息:
“为纪念亨利·哈德逊1609年率船驶入纽约港探险的历史性航行,纽约市博物馆(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选出自纽约市诞生四百年以来,在各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或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400位名人,并编撰出版《纽约400名人录》(NYC 400)一书。五位华人--华裔报人和民权领袖王清福、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物理学家吴健雄、建筑师贝聿铭和林璎光荣上榜。
纽约400名人录涵盖政治、艺术、商业、体育、科学和娱乐等领域,上榜的人物被视为推动和影响了这个伟大城市的发展……”
一、清廷悬红一千五百两银子的通缉犯
消息中提到的五位华裔,绝大多数国人对其中的后四位多少有过耳闻;但对排在最前面的王清福(Wong Chinfoo),百分之九十九的国人包括当今在美国的华人大概都会感到无比陌生。然而,美国的历史没有忽略他,他曾生活过的纽约市也没有将他遗忘。因此,我们也似乎需要稍花点时间了解一下王清福这位在海外为争取华人的权利与尊严呕心沥血的先驱。
20世纪90年代中期,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张庆松先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Purchase学院历史系主任于仁秋博士等华裔学者,通过对19世纪美国移民局和新闻报刊资料的梳理,发表了《美国百年排华内幕》、《细节与记忆》等著述,叙说了那段很少为人触动的美国排华历史,在他们的叙述中,都以突出地位介绍了这位叫王清福的人,他们都把他称为“华人马丁·路德·金”。
早在1954年,美国一家机构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在清政府1876年送出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国之前,曾有5位中国学子在美国的学校里得到学位。这其中以促成清政府派出成批学童留美的容闳最为有名,被誉为“中国留美第一人”。
知道容闳大名的国人不少,这与其学成归国后游说于晚清举足重轻的政治活跃人物之间,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活动,在官家史书上留有较多记载不无关系。而其他人则几乎不为国人所知,这或许与他们和晚清官府没有什么过往,甚至因为某些原因难以在国内立足有关。被收入纽约400名人录的王清福,就是这5位中国学子中属于后一种情况的一位。
说到这里,人们大概觉得王清福这个人还是值得关注一下的,那我就从头说起吧。
王清福,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在国内用得更多的是王彦平、王缓祺这两个名字,王清福应该是他第二次到美国后才启用的名字。王清福降生在山东省即墨的膏粱富庶之家,其父亲王方中是个不善治家的懦弱纨绔。觊觎王方中家产的族人,借着他的一个小妾自杀构讼,将其名下的财产剥夺净尽,王方中遂偕子乞讨流落到了烟台。
到烟台后的王氏父子,遇到了一对美国浸信会的传教士Holmes夫妇,他们收留了王氏父子。Holmes夫人最初觉得王清福懂事温顺,但不很聪慧,不可能成为领袖人物。但经历了一年多共同生活的观察,Holmes夫人改变了看法,转而认定王清福是个很有潜质的少年,未来前途难以估量。因此,她对培养王清福成为传教士倾注了心力,这大概也是她后来把王清福带到美国受教育的缘由。
Holmes夫人曾在给她的友人的信中说,她希望王清福将来能够到他的出生地即墨去传播耶稣的福音。她亲自对王清福施予教化,使王清福掌握了英文。19世纪60年代中期,王清福在Holmes夫人带领下越洋赴美。在美国,王清福取了一个西文名字Charles。有记载说在美国读书期间,王清福“读书勤奋用功,成绩优异,使老师十分喜悦和惊异……得到学校的表彰。”
毕竟,刚到西方的王清福还是十多岁的青少年,他对迥异于故国的人文、教化和环境,感到分外的好奇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了解探索欲望。据美国报刊文章的叙述,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所大学完成学业后,王清福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耗时数月游走美国,考察社会制度、社团构建等状况,直到他宣称对美国国情有所了解之后,方才解缆回归。
一位美国学者根据各种记载的蛛丝马迹分析,王清福回国后先是在上海海关拿到了一份翻译工作,“之后可能去了一个叫做Jinjiang(錦江)或者Zhenjiang(镇江)的地方”。据笔者父辈回忆,他们在抗战期间曾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听说王清福回国后曾在镇江海关任职。
在海关衙门公务之余,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王清福常深入民间寻访演讲,呼吁禁绝鸦片烟,并组织社团,提升大众的道德水平和身体素质,褒扬美国制度文化习俗中可取之长,倡导在中国进行社会和文化革新。在王清福的这等说教中,难免会对清廷的专制弊端和官场腐败有所批评指摘。
1871年8月31日,王清福与祖籍蓬莱的刘雨山结为夫妻,主婚人是在蓬莱的一位名叫Crawford的浸信会牧师。在另一位名为Hartwell的牧师的相关记载中,刘雨山曾经是蓬莱浸信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就留在这所学校执教。
由于未能查到国内的相关资料,笔者只能根据美国报刊报道记载得知王清福后来似乎组建了个反清组织。美国报纸的报道中称那个组织为“Tong Shan Hui” (同善会?笔者猜测)。如此离经叛道行径,终以清政府的一纸镇压令为归宿是必然正果。
在当时美国的相关报道中还记载说:追随王清福活动的“积极分子(被清廷)投入监狱,有的被处以极刑”。对王清福则是悬红“一千五百两银子,要王清福的人头。王清福不得不四处流亡,以逃避缉捕,他的财物也损失贻尽。”在这样的情况下,抛妻别子,亡命美国,成为王清福的唯一选择,其时在1872年末。
关于王清福二度赴美的经过有两种说法:
一是他在一名日本水手的帮助下,乘日本货轮先逃到日本,得到美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萨巴德的协助,登上了前往旧金山的轮船。萨巴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还追忆说,清廷不知怎么查知王清福到了日本,还派人到日本去捉他。
在从日本到美国的行程中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插曲:在横渡大洋的邮轮上,王清福发现有人贩子拐带了一批中国少女,欲贩卖到美国旧金山。俟轮船在码头靠泊后,王清福即与旧金山的有关当局联络,当局随即逮捕了人贩子,解救了那批少女。人贩子因此必欲置王清福于死地,出高价买凶行刺。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清福先逃到了香港,躲在英国人的教会里,可后来身份暴露了,被教会里的人抓起来,准备将他移交清政府。幸运的是他最终设法脱身,继而辗转逃往美国。
二、“我欢迎美国的基督徒来信奉孔夫子。”
王清福第二次踏上美国的疆土不久,一场全国性的经济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席卷而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对在美华人十分不利。
19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种族关系快速逆转。随着重建国会影响的逐渐式微,在南方各州,“白人至上”思潮卷土重来,各州旨在限制黑人权利的法令、法规叠出。与之并行的,是反华排华运动也一浪接一浪联翩而起。此前,反华运动还是政治家的游戏;而此刻,源自加州的反华浪潮涌出了议会大厅,呈社会运动和街头抗争的激烈状态。反华团体迅速膨胀,反华集会和演说到处可见,西部甚至接连出现排华的暴动,东部的主流媒体亦被反华思潮感染,《纽约时报》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歧视华人的文章。美国会里曾经的为华人权益辩护的正义之声,也渐渐被反华排华喧嚣压制得声若寒蝉。
美国的反华情绪日渐炽张事出有因:首先,美国较好的赚钱机会不断吸引华人络绎不绝地来到美国,华人人口在不断增长。但随着淘金热的冷却和太平洋铁路建设完工,这两个主要行业的华工与新来华工作为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多地涌进西部城市,冲击了加州等西部地区的就业市场,挤压了美国下层民众的工作空间,引起了与本土劳工阶层的磨擦。
爆发于1873年的经济危机,使矛盾更为凸显。美国劳工举行罢工时,华人往往被雇来做替工。由于华人不挑剔工作,也没有高报酬要求,更容易找到工作。于是白人劳工阶层指责华工从他们手里夺走了工作。反华组织“工人党”应运而生,举行了一连串反华集会和示威游行;而一些流氓地痞则乘火打劫。在美国西部,华人到处受到攻击、驱逐和谋杀;加州议会更是推波助澜,向美国会发出在排华问题上要有实际动作的呼吁。
随着总统大选的1876年的到来,为了讨好劳工阶层并争取选票,民主党共和党的政客们争相以“华人滚出美国”为竞选口号,争先恐后在各自全国大会上通过反华纲领。美国会里的反华热度也逐渐上升,反华势力不失时机地在两院推出多项旨在限制华人移民的法案。
重返美国的王清福很快就感觉到华人陷入的困厄,各地报章杂志上充塞着侮辱华人的言论和漫画,这深深刺痛了王清福。他下定决心竭己所能为转变在美华人的境遇而奔走呼唤。此时的王清福已不再是寒窗苦读的学子,他已经成熟起来,而且经历了在祖国与封建专制政权斗争的洗礼。
眼见的现实,让曾沐教会恩泽的王清福对占美国主流社会的基督教异常失望,那充斥平等博爱的说教在此刻看来是那样虚伪,他遂对之大加挞伐。由于他已在1874年归化为美国公民,因而可以美国社会中平等一员的心态言论行事,用美国的民主口号去批判美国的种族主义。
王清福奋笔疾书,为各种报章杂志撰稿。他在文章中一再写道:在这基督教的国土,博爱和平等常常被挂在嘴上。但在现实社会中,华人被谋杀、抢劫、歧视和迫害。他的批评并不是情绪宣泄式地一味指责,而是浸润着他的分析思考。
王清福评价宗教的依据,是其所宣扬的伦理原则是否使社会更为完善,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得以贯彻。让他觉得特别荒唐的是:被指为异教徒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受洗就要被毫不留情地打入地狱,受地火煎熬,却不管他们一生如何积德行善;而那些毕生从事各种罪恶行径的罪犯,只要接受洗礼和忏悔,就立即消除罪恶,被引进天堂,得到永生。
当时美国排华的言论,除了强调华人与美国白人在语言、文化、宗教、经济竞争方面存在相互排抵等因素外,还武断地认定华人素质低劣,不能同化,不可能被改造成好的美国公民。针对这种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无知和误导,王清福在对泛滥于美国的庸俗社会进化论、白人种族优越论进行批驳同时,特别注意对中国文化优秀成分的介绍和解说。
美国人应该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及其道德价值;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在教人与人为善的道德原则上,基本是相同的;基督教文化不应该有独霸心态,不应该排斥而应接纳其他文化……如是言辞屡屡出现在王清福的撰文和演讲之中。
中国古代圣贤如孔夫子,早在几千年前就在宣扬同基督教基本教义相同的道德真理,而且一直都为中国人信奉,其美好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亦得到体现。王清福甚至这样呼吁:“我欢迎美国的基督徒来信奉孔夫子。”恰是在反对排华风潮争取在美华人权益的行动中,王清福成为最早向美国大众传播和解说中国文化的先驱。
在伏案疾书之外的大量时间里,王清福风尘仆仆,往来于美国的中部、东部、西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仅在1876一年中,他就做了80余场演讲。当时美国相当著名的《哈伯周刊》,曾这样描写了演讲台上的王清福:“聪明、有教养的绅士,他很轻松,很有效地使用英语,而且能让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美国的《纽约时报》则报道说:“他给听众的印象是:一个26岁左右的年轻人,彬彬有礼,营养良好。他的外观让人觉得他善于思考,且富有表现力。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优雅,有充分的自信,而且自始至终显得从容不迫,言行举止完美得体,好像已是一位早已成名的社会名流。”
三、向排华头号发言人丹尼斯·坚尼发出决斗挑战
王清福以典雅的英文,诚恳的态度,力图促进美国社会认识中国文化,消弭反华的偏见与暴戾言行,但收效甚微。他的言行虽然受到美国当时主流媒体的关注并予以大量报道,但多数报道对他的言论含有曲解和嘲讽的意味,甚至有文章称他为来自中国的佛教徒,想劝说美国人皈依佛教。
在铺天盖地的排华浪潮翻卷的大背景下,王清福个人的撰文和演说显得是那样的力单势孤。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排华法案”。该法案不但对华人移民进行严格限制,还第一次在法律上明文禁止华人通过归化取得美国国籍。这在美国法律史上是唯一一个明确指定某个种族不得入籍的法案。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具污辱性的种族歧视的产物。它使得许多长期在美国,并为其富强付出艰辛和血汗的华人,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和利益。
由美国的高等学府教育出来的王清福,敏锐地意识到这部“排华法案”之所以能在国会通过,就在于在美国的华人缺乏政治影响力,华人只有积极地参与美国的政治运作,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把争取在美华人的公民应有的尊严和权益当做了他的事业,并呼唤更多的在美华人参与其间。
就在排华法案通过的第二年的2月,王清福在纽约创办了美国的第一份华文报纸——《华洋新报》。这份报纸同时还出了英文版,英文版的名称为《Chinese American》。在今天,“Chinese American”这个词已被广泛用来称呼在美国的华人。而当时美国会刚通过排华法案,对华人的各种限制和敌意仍然存在,使用Chinese American一词,是要有很大勇气的。这个词的意思是,“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王清福的用意是要向主流社会表明,已植根于美国的华人和其他美国公民应该是一样的。
从此,在美国有了一小块为改善在美华人形象,争取自身应有权益呐喊的阵地。在《华洋新报》上,王清福不停地劝说华人放弃陋习,消除鸦片、赌博和娼妓,树立华人自重自尊新形象。他还试图把在美国的华人各种帮派和社团团结到一起,以减少纷争,共同对外,推进华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面对主流社会,王清福则继续通过撰写文章和演讲,反映在美华人的境况,改善华人在一般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介绍中国习俗和文化,以减少美国人对华人和中国文化的误解、歧视和敌意。
他在许多美国著名杂志上发表文章,如在《夏都冠》杂志上发表《在美国的华人》,在《大都会》杂志上发表《在纽约的华人》等,介绍华人的生活起居、风俗习惯,希望消除对华人的各种丑化和诬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禅宗的故事》和在《哈伯周刊》上发表《中国的政治名誉》,向美国人陈述中国文明的成就。
在用笔、用口为争取在美华人权益呕心沥血同时,王清福还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以较激进的方式同排华势力和反华分子抗争。
1883年7月,被称为排华运动的头号发言人的丹尼斯·坚尼来到王清福常住的纽约市访问。这位丹尼斯·坚尼出生在爱尔兰,曾是个水手,到美国做发财梦。1876年股市崩溃,他破产了,转向政治投机,组织了“加州工人党”,将经济衰退、失业率高涨归咎于“廉价的华人劳工”,呼吁“以合法的途径”将华人排斥于美国之外。是他第一个在公开集会上喊出“华人必须滚出去”这一口号,并且每次演讲结束时必声嘶力竭地重复叫喊这一口号,其行径“活像数十年后的希特勒、戈培尔”。
加州工人党曾举行一系列反华集会,并在许多城市组织反华暴动。在他们的影响下,1876、1877年旧金山两度发生暴徒武装攻打唐人街的动乱;1877年7月的3天里,洛杉矶白人乱民攻击华人的商店和住宅区,捣毁了25家华人洗衣店。
出于对1882年排华法案和丹尼斯·坚尼本人排华恶行的强烈义愤,王清福派人向丹尼斯·坚尼提出决斗的挑战。《纽约时报》记者风闻此讯,找到王清福的办公处所做采访,言谈间记者问王清福将用什么武器和坚尼决斗?坐在椅子上的王清福回答:“由他选择吧:筷子、爱尔兰土豆或克虏伯(德国著名兵工厂)手枪。”然而,那位爱尔兰水手却没有勇气对王清福抛出的“白手套”做出回应。
四、《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
因为经费不足,王清福创办的《华洋新报》第一个出版阶段只维持了几个月。但他并没有放弃为争取在美华人的公民应有权益而努力。事实让王清福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具备了美国公民应有的各项权利,才有可能影响美国法律的制定,并对美国的政治家施以影响。因为华人没有公民权,所以美国没有更多的政治家为在美华人说话,也不会制定对华人有利的法律。要有效地保护自己,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对待和尊重,华人必须得到公民权、投票权等相应的权利。
在美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两年后的1884年7月30日晚上,一群华人聚集到了纽约市贝尔街32号。这次聚会的主要议题,就是要组建一个华人参政团体,力争在美国的政治体系内为华人争取权益和尊重。这次会议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美国华人选民参政意愿的第一次集体表达,促成这次会议的就是王清福。
这个在美华人选民的第一次聚会,共有50多位选民参加,还有10多位旁观者。这些选民大多是在排华法案通过前在美国东部的纽约地区的法院入籍的。此前若干年间,美国东部一些地区的法官,以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华人入籍为由,零星地让一些华人加入了美国国籍。
纽约贝尔街的会议一开场,王清福首先发表演讲,对为什么要组织华人参政联盟做了阐述。他指出:这次会议是美国华人第一次积极参与美国政治活动的尝试,是第一次团结起来集体维护我们作为美国公民尊严的努力。我们的目的,是要“在美国政治中得到表达意见的机会和主流社会的认同”。
“在美国政治的汪洋大海里”,王清福说,“这种努力也许只是一小滴水。但是如果这种努力早就开始,排华法案也许就会被防止。……你们要知道,那些现在统治你们的政治家都是十分胆小的人,而且会随风转舵。如果你不去投票,或不想投票,他们就会把你看成小爬虫。当你出现在投票箱前时,你就会被看成一个人,会被称兄道弟,会得到香烟、威士忌和啤酒。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其他兄弟民族那样,在政治上打上我们的标记?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英格兰、爱尔兰、德国和欧洲、亚洲和非洲来的其他移民一样,成为优秀和名副其实的公民?”
这一年,恰逢美国总统选举年。会议进行中有记者对王清福做现场采访,问他华人会投票给哪一位候选人?王清福回答说,我们还没有拿定主意。“华人对共和党人感到失望,因为是在共和党人的政府下,我们被剥夺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这权利对所有其他民族都开放,而我们的同胞却在10年内不能再踏上这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土。”
虽然王清福一直在推促在美华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但他自己却与一些美国化的华人不同,始终没有加入基督教。1887 年,王清福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政治檄文——《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在这篇文章中,他承认自己在童年时期就接受了很深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且他在美国的教育是由传教士家庭赞助的,他也曾经打算成为基督徒。然而,美国基督教会的繁杂宗派纷争,以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极其虚伪,使得他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他甚至认为美国民众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误解,也是由基督教传教士的误读和丑化造成的。美国的排华反华人士,正是把这些传教士的描述作为攻击华人的依据的。
有趣的是在王清福的文章发表不久,一位由容闳带到美国留学的名叫李恩富(Lee Yan Phou)的学生,在《北美评论月刊》上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文章——《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异教徒》。虽然两人对基督教看法大相径庭,但他们都在各自的文章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崇尚与捍卫的态度。
五、王清福的表达比马丁·路德·金早了71年
在美华人的抗争并没能阻止美国的排华浪潮,在纽约贝尔街聚会8年后,即1892年,美国会又通过了排华的吉利法案。该法案不但将1882年排华法案继续延长10年,而且更为严苛地规定在美华人必须向美国政府登记,领取劳工证,并对无证者给予严厉惩罚。
吉利法案通过后,引起了全美华人的反对。王清福借助全美华人抗议吉利法案的运动之势,全力促成了美国华人的第一个民权团体——华人平等权利联盟的诞生。
1892年9月1日,美国东部的华人在纽约市举行大会,讨论如何应对新的排华法案。一个由150多名讲英语的华商和专业人士参加的“华人平等权利联盟”,就在这次大会上宣告组成。这是美国华人的第一个民权团体,王清福在会上被推举为联盟的秘书长。
21天后,华人平等权利联盟在纽约市铜业工会的会场又举行了一个大型会议。这次会议有1000多名美国人、200多名华人到场。据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所有的华人都穿着美国服装,大多数人穿着名牌皮鞋,戴着白领结。”
在王清福等相继演讲之后,大会通过了一项谴责吉利法案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吉利法案的用意,是要侮辱所有华人,不管他们在道德、知识和物质方面的具体情况,也不考虑他们在美国的居留时间。这个法案用意恶毒,极不公平。它对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实行不同的对待,已经践踏和违背了公法的基本准则。”
这次大会的筹划组织依然是王清福,他在会上的演讲中提出了在美华人更为明确的呼吁:美国政府应该给予华人平等的权利。他的呼吁代表了当时与会的绝大多数华人的心声:华人是能干、守法和诚实的人民,他们交了税,因此支持了政府。“我们的兴趣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房屋、家庭和我们的所有利益,都在这里。美国是我们长期居住的家。”“我们要求在这大家庭里,在生活的竞赛里,有平等的机会。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在这个国家度过了一生……”
华人平等权利联盟组成后,曾向全美国人民发出了一封呼吁书。据于仁秋博士研究推测,这封呼吁书出自王清福的手笔。阅读这份呼吁书的选摘文字,有一段话给人的印象极深:“我们坚信,如想成为美国公民,只要人品好,身体好,就够资格了。”
在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著名演说中,也有一段给人印象极深的话:“我梦想,有朝一日,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人们评判他们,是看他们的人品,而不是他们的肤色。”
我们从王清福起草的呼吁书中摘出的那段话,与从《我有一个梦》中节录的这段话,从文字到内质几乎如出一辙,而王清福的表达,则比马丁·路德·金早了71年。
从19世纪的70年代到90年代,王清福是在美国为争取华人平等权利奔波呐喊的最为活跃的人物,美国许多主流媒体都对他的活动跟踪报道,他在这些报道中被称为在美华人“卓越的领袖”。
六、第一位到美国国会就《排华法案》作证的华人
“美国华人平等权利联盟”组成数月后,在1893年1月的一天,王清福作为联盟的代表前往美国会出席听证会。由于没有发现更早的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一些美国华侨史的研究学者认为:“王清福或许是第一位到美国国会就《排华法案》作证的华人。”
王清福等领导发动的抵制吉利法案的活动,最终没能争取到理想的结果。美国最高法院在1893年审理一个有关华人的案件中,裁决吉利法案没有违宪,并命令在美华人放弃抵制登记的行动。华人平等权利联盟要求选举权的呼吁,也被最高法院否定。
在抵制吉利法案失败的阴影下,王清福离开纽约市,移居到芝加哥。19世纪的最后几年,芝加哥的中国城(唐人街)发展迅速,原因是芝加哥正成为大都市;同时由于美各港口严厉执行排华法规,致使华人从北部边境偷渡进入美国,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成为华人进入的通道之一。
王清福来到芝加哥后,依然没有稍微松懈他为华人谋取平等权利的努力。他在建立华人平等权利联盟芝加哥分部的同时,重新出版了《Chinese American》周刊,还创办了《美华新报》,其英文名称为《the Chinese news》。
1897年深秋,王清福和美国华人平等权利联盟的领导者们,再次发动了向美国会请愿废除排华法案并争取华人投票权的运动。此时,王清福担任了美国华人平等权利联盟的主席。联盟的使命被明确为:“为美国的美国化华人争取平等权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清福说道:“我们希望伊利诺伊州,林肯、格兰特和罗根的家乡,为华人作就像当初北方替黑人作的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其他国家移民一样,在城市和国家事务中有发言权?在这个国家有5万名华人希望成为公民。”
经过王清福等精心筹划组织,联盟于1897年11月27日在芝加哥的中央音乐大厅召开了继续推动在美华人争取平等权利运动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200多人,其中有很多美国人。大会的主席台上坐着10来个芝加哥的华人社区名人。王清福担任了大会主席,并主持了大会。
在大会通过一份宣言中这样写道:“我们现在有一个根据伊利诺伊州法律组织和创立的团体——美国华人平等权利联盟。该联盟由王清福主席管理和控制。他名高望众,受过高深教育,热爱同胞,也是一个美国公民。联盟的目标是为美国居住的华人取得美国公民的权利。”“我们向联盟和王清福保证。我们无条件和全心全意地合作,使联盟的目标成功地实现,并重新取得美国宪法精神所给与我们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
宣言通过后,人群中站起一名长着络腮胡子的白人。他大声抗议说,华人的行动是单方面的,反对派也应该有平等发言的权利。他走上讲台声称他“坚决捍卫100多年以来通过的、不允许华人成为美国公民的法律”。
他的讲话引来台下听众的抗议之声,王清福认出这个白人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医生麦坎,两年前他就在麦加佛剧场举行的华人大会上制造过麻烦。在王清福揭露了麦坎的身份后,他被在场听众的一片嘘声赶下了台。
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主教上台发言,说他赞成每一个土生的男性美国人得到选举权,每一个土生的女性美国人,也应得到选举权。在主教之后又有一个人上台发言说:华人具有同那些从东边(指德国、爱尔兰等)来的移民同样的条件得到公民权。他们的话都赢得了台下的热烈掌声。
但当时芝加哥主流社会媒体对这次华人大会的反应并不友善:一篇社论预测这场运动会劳而无功。《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社论甚至说:我们欢迎所有外国人加入美国国籍。但是华人只能在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上继续维持侨民身份。
冷漠和攻击并不能扑灭王清福及其联盟成员们的斗志。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伊利诺伊州众议员乔治·史密斯于当年12月16日在众议院提出《允许美国化了的华人入籍》议案,这是1882年后在国会提出的第一个争取华人入籍权利的提案。但在这个议案交到众议院移民和归化委员会后,却如泥牛入海音讯杳然。
七、“美国东海岸名声响亮的中国人”像陨石一样骤然消逝
1898年,美国奥马哈举办跨密西西比世博会。在此之前,王清福前往香港,为组织中国馆参展进行活动。他以1874年密执安州巡回法院发给的一份入籍证明为依据,向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申请,并得到了护照。
这件事被美国国务院知道后,十分不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威德曼为此遭到一通批评。美国务院指责他,“不该给持有入籍证明文件的华人发给护照,无论他们的入籍在1882年前或其他任何时间发生。”总领事告诉国务院,他手里没有有关法律的资料。但随后立即向王清福收回护照和入籍证明文件,并将之吊销。
尽管被吊销了护照,王清福还是以组织参展的名义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运作组成了一个有238人的华商代表团。他握有一封美国国务卿写的介绍信,以博览会中国特别专员的身份,为这些人办理入境申请,并得到美国签证。1898年年底,这238人通过旧金山和波特兰两个港口进入美国。这238人在参加了奥马哈的世博会后,大都滞留不归,消失在了美国的华人社区里。
关于奥马哈世博会,美国媒体还有一则与王清福相关的有趣报道:在这届世博会筹备期间,王清福曾向美国政府提出由他捐赠5 万美金,为奥马哈世博会铸造一口大铁钟。王清福说中国南京城有一口拥有2500 年历史的大钟,就模仿那口钟铸造,他为之取名为 19 世纪钟,以吸引全世界的游客。在世博会闭幕后,此钟在每年7月4日,敲12声;在新年和华盛顿生日那天,敲12 声;林肯生日和戈兰特生日时,敲10 声。还可以在南北战争结束日那天,敲12 声。报道还说王清福要求主办方也提供价值2 万美金的机器设备,并要引进300 名中国的技术工人。待大铁钟铸造完毕后,主办方要保障这300 位中国工人来去自由或留在美国任何地方。
就在王清福前往香港,去组织中国馆参加奥马哈世博会事宜之后,美国的媒体便再也没有透露过有关王清福行踪的消息。在美国的很多研究学者都对王清福的突然销声匿迹感到奇怪,但始终找不到合理的答案。
其实,王清福骤然间没有了音讯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借到香港组织中国参展团之便,回到了他离别多年的祖国,却不幸突然病逝在英国驻威海的领事馆中。
原来,流亡美国的王清福始终没有淡忘他在中国的妻子和孩子。他被迫亡命时,儿子尚在襁褓中。他曾于一封信中追述离别时是依稀记忆,儿子“还只有12磅重”。他为儿子取名“复生”,寓意为中国将于清帝制覆亡后获得新生。妻子刘雨山在王清福去国后,为躲避清廷缉捕,将儿子改随自己的姓,并取名慕义,从此不再作夫妻父子团圆的奢想。
但王清福在美国虽然几乎将全副精力投身于争取华人权益的大业,但并没有放弃与妻儿联络努力和对家人重聚的期盼。他或通过中国来美人员,或通过美国驻华机构,一直在寻找。
天道酬诚,他最终寻访到儿子的下落。1898年,他赴香港为美国奥马哈世博会组织中国展团前,就曾致信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请求办理自己儿子赴美的签证。
早在1898年6月,受王清福委托的美国人约翰,就在华与王清福的儿子王复生见了面。之后他写信给王清福告知了见面的情景,并得出其子在华无任何危险迹象的判断。显然是这封信,促使王清福执意归国认子,在香港忙碌完世博会参展事宜后,他由香港进入内地。
据笔者家的先人和亲属回忆,他到蓬莱刚见到儿子,就得知清朝当局已派发缇骑来缉拿他。他遂避往威海,遁入英国领事馆,不想竟在此突发重症,转瞬大渐弥留。
此时,他仍以儿子安危前程为念,他扶病修函英国领事馆,祈对其子给予庇护和照拂,之后才安然撒手人寰。此函原一直藏笔者父亲处,本可据此得知王清福辞世年月。然“文化大革命”初,父亲成为单位重点审查对象。他担心这些涉及海外的信件会引来更多无妄之灾,遂将该函销毁。
据笔者家中现存1898年6月6日约翰致王清福函,且参考一系列有关王清福的研究文章皆云不见1898年末以后王清福行踪记载,笔者推想他的辞世,约在1898年1899年之交。
王清福究竟患的是什么重症不得而知,但在美国媒体的一些有关王清福活动的报道中,还是可以看到记者在笔下不经意间透露过他身体不太好、时受病痛困扰的零散信息。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意来华与家人见面,说不定就是出于他对自己将不久于世的潜意识。
最后要做一点说明的是,王清福是笔者的高祖。这篇文章由本人捉刀,多少有些“王婆卖瓜”之嫌。无奈在中国大陆,除本人外再没有人能对王清福的身世如此说三道四——尽管在世时的他曾是“美国东海岸名声响亮的中国人”。于是,只好由我这个晚辈,来吹捧自己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