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陕北延安余家沟坡地 -王克明摄影）

黄土地---我的青春记忆

郭伟时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目录：

 引言

一、 选择

二、 乡村

三、 革命

四、 转变

五、 集体

六、 自省

七、 高考

八、 情窦

九、 初恋

十、 告别

 结语

 

（图二：四十年后的余家沟知青）

 引言

当年黄土地的插队知青，如今都已迈入花甲之年。各种知青回忆录、回顾展、老照片层出不穷，想必是到了“再回首”的年龄。青春虽已消逝，内心的烙印却抹不去，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时光忘不了。

收到《志愿插队在延安》征文启事后我一直在想，回忆四十年前的往事对今天有什么意义？时代巨变，有谁会关注过往的脚步？有谁会倾听久远的回声？有谁会反思消逝的岁月？毕竟时过境迁，追忆似水流年可能沉湎于自恋；抚今追昔可能深陷于疗伤。更进一步说，是否我们的青春被那个时代绑架，以至于我们心理上一辈子无法摆脱美好生命被红色岁月张扬和挥霍的惋惜？

不过转念一想可能过虑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人都经历难忘的岁月，如果我们能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自己，留给亲朋，留给孩子，也算是一份难得的遗产。再往大了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认真地对待、记录、表达自己的历史，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群体的历史就会丰富而完整地呈现。

想像这样一幅情景，湖边有一把长椅，你静静地坐着，面前的湖水清澈透明，可以瞥见湖底的石子。湖水一直延伸到对面皑皑的雪山脚下，夕阳毫不吝啬地辉映在你的脸上，你不经意地哼起当年的一首老歌，在平静冷静淡定的追忆中细细咀嚼生命中的甘苦，这也不失为另一种活着的方式，任生命延伸和丰厚。

 

（图三：奔赴延安圣地的余家沟知青）

一、选择

一九七四年底，我十九岁多，即将高中毕业，未来何去何从，面临选择。

我女儿十九岁的时候是二零零六年，当时她正在北美上大学二年级，也面临选择，一是考虑未来的专业方向，是学生物科学呢还是学生态科学？二是考虑未来的工作方向，是去公司工作呢还是去政府机构？三是考虑未来的生活方式，是留在国外呢还是回到中国？等等，等等。总之，选择是当代人的“天赋人权”。

而我们那一代就没有这么幸运。我十九岁时中国尚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年毕业时只有一个选择或者说不是个人选择的选择-就是插队，去农村当农民。那时北京市规定除了少数符合留城规定的人，绝大多数应届高中毕业生都要去郊区农村插队落户，遵循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插队被赋予崇高的意义，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十九岁的我，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对书本宣传的革命风云一往情深，对献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充满渴望。那时最喜欢读的是鲁迅文集和苏联文学。作家高尔基《丹柯的故事》几乎是我的座右铭。丹柯在幽暗的森林中不畏艰险带领族人前行，在迷路、濒临死亡、遭受众人责难之时，他毅然剖开自己的胸膛，高高捧起燃烧的心，点亮黑暗，最终引领族人走出森林，然后在阳光灿烂的草原上含笑死去。这个故事里的英雄情结和革命情怀非常形象而真实地描绘了我当时的心境：渴望不畏艰难，不畏流言，为了远大目标甘愿付出。

一九七四年，距离林彪事件刚刚过去三年，距离张铁生考试交白卷、黄帅批判师道尊严仅仅过去一年，整体的社会氛围封闭而极左，那时在一个年轻人心中最神圣的信念就是“献身革命”，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今天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当整个民族的思想被禁锢被封杀的时候，期待一个普通年轻人能够有超越当时的执政党和其领袖的深邃目光与远见，实在也是奢望。

临近毕业时我听了一场报告，当时景山学校的唐若昕在京做巡回演讲，他的演讲主题就是“在乡村继续革命”。唐若昕是作家唐弢的儿子，一九七四年时十九岁，已经在北京平谷县山区插队一年并且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他的报告使命感极强，结合农村情况谈下乡是认识中国革命未来前途的最佳道路；他口才极好，语调深沉饱含感染力，说到在艰苦环境中甘愿奉献青春令人激情满怀。尤有特色的是他避开了当时流行的政治语言，基本采用文学的清高孤傲的类似于小说《牛虻》的口吻描述了他在农村的曲折经历和感悟，形象而浪漫地再现了一个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并且披荆斩棘的“辉煌历程”，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很“酷”，当时听他的报告犹如醍醐灌顶，令我热血沸腾。

    人生就是这样，你年轻时的某一个可能是荒谬的无厘头的选择或者转折，也许就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机遇的影响。唐若昕无疑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改革开放后他上大学并出国留学，海归后官至河北省计委副主任、中信保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可惜二零一零年因受贿被判刑，昙花一现，此是后话。

非但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那时会选择“革命”作为人生理想，即使当时的同龄人也有很多持怀疑和反感态度，我的不少高中毕业班同学也是如此。一个原因是那时假大空盛行，很少有人真地愿意投身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革命”，很多人只是为了投机而沽名钓誉，所以任何的热血青年都自然遭到周围的人对其出发点的质疑；二是林彪事件后，人们已经开始厌倦或者疏离政治，对“革命”已经没有那么热心，社会趋向于实际，而我依然倾心于政治难免不让人觉得过激。

其实站在今天看就不难理解，一个年轻人对未来方向的选择，主要受阅读，周围事件和亲身经历的影响。我当时的阅读主要是苏联文学和鲁迅，脑子里充满了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热血画面，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也是我的座右铭。我的成长也很坎坷，虽然只有十九岁，但是十一岁文革被抄家，十二岁学校停课闹革命，十三岁失学被父母送到天津农村务农，十四岁随父亲去河南“五七”干校放牛放马，十七岁父亲癌症早逝，我的生活动荡不安且充满变数，所受文化和思想教育支离破碎，文革伴随着我少年时代的生猛，耳濡目染的只有政治斗争，未来是模糊的，唯一能够动员的只有青春的激情。

虽然插队是规定的选择，不过我并不甘心，还是渴望表达“选择”的努力。既然同学们都去北京郊区，我就想远走高飞，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到更艰苦的地方去。这源于两个动机，一来是远离家庭，借此再也不受母亲管束；二来是远离京城，能够体验最恶劣的生存环境，切切实实经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考验。最初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要求去西藏，后来援藏办公室回复当年没有中学毕业生赴藏安排，我们的目光只好投到别的地方。有一天在市知青办恰好遇到陕北延安余家沟村的老知青王克明回京座谈，他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乡村的知青生活，鼓励我们到那里去与老知青和乡亲们一同改变余家沟的落后面貌，他的介绍激发了我们的梦想，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插队陕北延安农村的目标就形成了。

那时父亲刚刚病逝两年，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听到我想去陕北插队母亲坚决反对，亲友们也极不赞成。那时老三届北京知青赴陕北插队已经持续五年多，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母亲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持家本来已经力不从心，想到我从此变为偏远乡村的农民，既不能照顾她和弟弟妹妹，又要给家里增添经济负担，她忧心如焚。而且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的孩子正在农村插队的艰苦境况也让她为我和整个家庭的未来担忧。她最清楚，所谓插队，就是注销了北京城市户口，彻底变成一个遥远乡村的农民身份，而这意味着毫无归期毫无希望的痛苦别离。母亲性格倔强，每天找学校和市知青办交涉，力图阻止我的冲动。

可是我去意已定，“舍小家顾大家”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我开始和母亲捉迷藏，整天不着家，让她没有机会找我说教。那时我不懂母亲的心，只把她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视她为阻碍青年进步的绊脚石。我们几个志愿去延安的同学联合起来一起和家长谈理想，轮流说服家长同意我们的想法。那时我们的聚集往往是秘密的，记得我曾经用窗台上摆放花盆作为聚会暗号。我也动员弟弟妹妹帮助说服母亲。虽然家长们极力阻挠，无奈大势所趋，政府的知青办鼓励我们的做法并且树立我们为先进青年的典型，大会小会表扬。家长们在政治的高压下势单力薄，只能孤军奋战。最后的结果是，我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悄悄把户口转到了陕西延安余家沟，有的警惕性高的家长听说此事后把自家户口本藏起来，导致两个同学不得不作为“黑户”插队，即使其他同意转户口的家长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孩子们心意已定。

列车驶离北京站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母亲的身影，后来才得知，她去知青办申诉，因为悲伤过度头晕目眩，被知青办人员送回家。而我，像壮士奔赴战场，坚定而决绝。有谁能阻止一个以保尔.柯察金为楷模的热血充盈头脑的年轻人投奔革命的大熔炉呢！

就这样，一九七五年春天，我们十几个知青一同来到陕西省延安市余家沟小山村，开始了插队生活。那时我刚好二十岁。

 

（图四：余家沟村后庄 -王克明摄影）

二、乡村

从延安城到余家沟要走二十公里路，先走十公里平川路，顺着延河畔的公路走到河庄坪镇（那时叫公社）。然后就进入山沟口，沿着曲曲弯弯的山间溪流边的碎石小道溯源而上十公里就来到余家沟村。送我们插队的汽车到了河庄坪就没有公路了，村里来的驴车驮行李，人只能步行。以后我们再下延安城就都是靠两条腿往返，不仅如此，往往还是肩扛绳子，手拽车把，拉着木架子车去城里送粮食往回运化肥拉机器，成了家常便饭。

那时余家沟村叫大队，整个村庄分为三个自然村，前庄，后庄，贺家山三个小队。前庄和后庄靠近主沟，各有约二十户人家。贺家山位于支沟的山上，约十户人家，全大队二百多口人。大部分知青住在后庄，男女知青各住一个土窑洞。

来到偏远寂静的小山村，一切都回归实际。来之前在京城轰轰烈烈的誓师大会，表决心，报告会，座谈会，与家长的抗争与博弈，同学好友的惜别与嘱托，理论学习的“提升”与交流，一切都烟消云散，四周只有偶尔的鸡鸣与犬吠，耳畔是村里老乡的陕北土话与婆姨女子的嘁嘁喳喳。走出窑洞，面前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窑下面的沟底有一条小溪流，吃水要到溪边的水井挑担。走上窑背后的山峁，极目远眺，形似鸡爪状的光秃秃山峦层层叠叠一望无际，视野中除了孤零零的几棵树就是黄土地别无其他，黄土高原像黄河的波浪滔滔不绝涌向天际线。此时此刻，只感到自己像是一叶扁舟，在无边无际的黄色海洋中孤独漂流。

最实际的就是吃不饱。没有油，没有肉，主食只有洋芋（土豆）和小米，玉米和白面很稀有。副食只有萝卜咸菜，有时老乡给一些青菜接济。口粮靠工分挣，由于产量低，亩产不足五十公斤，一年下来全村每人也就分得二百公斤毛粮，去掉糠麸不到一百五十公斤精粮。所以每天三顿饭按照“早稠（粥），午干（馍），晚稀（粥），就咸菜”的习俗，天天如此。

睡不够也是大问题。春天犁地，撒粪，播种，打土疙瘩整地；夏天漫山锄草两遍；秋天收割打捆，背庄稼下山；冬天场院打连枷脱谷粒，积土肥，送公粮；此外还有农田基本建设，打坝造地，开山凿石，修水库，挖渠道。一年到头，从谷物的播种到收获，从农田设施的建设到完工，所有过程都凭人力在山上山下劳作。天不亮就出工，天黑了才收工，风吹日晒雨淋。那时候政治学习也多如牛毛，收工后往往还要点着油灯开会，贯彻“上面”的精神。高强度的劳动低质量的饭食加上频繁的政治学习，令人疲劳不堪，日日如此，年年如此。

知青们还好，毕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老乡们才苦，要生儿育女养家糊口。那时很多庄户人家不得不在饭菜里掺些麸子或米糠勉强果腹，零花钱基本没有，日子稍好的人家偷偷赶集卖点鸡蛋或者苹果换些零钱扯布制衣，日子拮据的人家不得不靠卖血换零钱度日。遇到家里有黑户（逃荒过来定居），那才倒霉，不能分到正式口粮，只能靠偷偷开些自留地种点东西凑合，还要时时提防“上面”派人下来抓黑户和抓黑地，苟且偷生。

二十岁的我，脑子里装满革命的口号和理念，心中燃烧革命的激情，从文化大革命的圣地北京，来到执政党取得政权前的圣地延安，从高远而神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壮烈情怀，一下子跌落到“日未出而作，日已落而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黄土高坡，过起平常而实际的乡村生活，反差之大，冲击之大，震撼之大前所未有。特别是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我已经变成一个户口落在余家沟山村里的农民，未来一辈子要在这个小山沟里生活劳作，衣不裹体，食不果腹，身无分无，贫家瘠户，前途未卜，而且这种状况遥遥无期，看不到改变的可能。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被革命”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非但如此，在那样艰苦的生存环境下，我依然苦苦寻求“革什么命”的问题，因为既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革谁的命，怎么革”就变成了“革命者”的远大目标，苦和累只是革命者作为苦行僧的必由之路，是钢铁被炼成的必然熔炉，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吃苦耐劳的付出，怎能实现高尚的革命理想？那时的座右铭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图五：建设余家沟大坝的青年突击队）

三、革命

就当时的理论来说，所谓革命，就是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内搞阶级斗争，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到农村，就是农业学大寨，“革资本主义的尾巴”。

带着这样的理念和眼光，在每日艰难劳作和求生之时，我时刻思考和审视余家沟，对全队的阶级状况做深入分析。虽然投身革命的热血沸腾，但是我所住的村子并没有地主富农，下中农倒是有几户，却都是极本份人家，几户下中农当家的男人都被村民公认为干农活的好把式，他们窑里的女人也是理家的好婆姨。他们的窑洞宽大明亮，窗明几净，院落干净整齐，猪肥鸡多。我们知青都知道，好把式庄户人家做的蒸馍最好吃，凉粉最可口。

我们知青最喜欢走乡串户，常常去别的村知青点玩耍聊天，借此也了解到各乡各村的状况其实差不多。我也常常参加市里召开的知青大会，知青们互相通报各自村里的情况，大家的困惑都差不多，哪里有什么阶级敌人，有的只是陕北“受苦人”。

但是公社还是布置了很多抓阶级斗争的任务，包括：收自留地，抓黑户，抓包工种田，抓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抓瞒报公购粮数量等，总之，抓一切“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为此，大会小会不断，夜晚村民们不得不聚集在村里小学的窑洞里，熬着油灯，打着鼾声，听着无精打采的“上级指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记得当时学列宁的著名论断：“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仍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存在着三种基本力量，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地主资本家阶级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的生产资料基本上已被剥夺，但他们还有一定的力量。已被打倒但还没有被消灭的剥削者必然进行拚死反抗。至于农民，象一般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是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他们作为劳动者，为了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要求劳动大众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单独活动的小私有者。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 。因此，对于这个阶级，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

我是知青组长，常常担任学习文件宣讲者的角色，一般的情形是，宣讲未完，窑内已是鼾声一片，个别醒着的乡亲吸着土烟，黑暗中一明一灭，考问其听到了啥，答曰：“逑！”

既然投身乡村革命，我就认真思考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看看革命的具体内容都是什么，应该怎样参加这场革命。于是，“上面”布置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成为了生动的实践教材。我全神贯注投入到这场“斗争”中。

由于陕北高原水土流失严重，产量极低，公社规定的自留地不够老乡自给自足，所以村民们常在地头私开自留地。记得刚去村里不久收缴过乡亲们的自留地，我曾领头要求几家下中农户不得私种“资本主义的田”，那些当家的嗫嚅着说“没了菜地娃娃吃什么。。。。。。？”我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这是小农意识，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坚决割掉！”那时的概念是：凡是私有的都是坏的，只有公有的才是好的。

有一天，我感冒发烧难受得出不了工，不得不留在窑洞里给知青们做饭，当时浑身无力，正四下张望，发愁无米下锅，看着难以下咽的咸萝卜发楞，忽然，一家下中农户的婆姨抱着簸箕来到窑内，掀开上面盖着的屉布，黄澄澄的玉米蒸馍和绿盈盈的酸菜赫然露出来，“你们北京娃这么远到咱这圪垯受苦，吃吧，有力气好上山！”我当时真是羞愧难当，捧着乡亲的盛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今天的农业政策已经把七十年代规定农民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耕地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十五，承认了农民要求扩大自留地的基本诉求，可是那个时代农民永远是错的，“上面”的政策不容质疑。

当时榆林地区比我们那里还穷，所以常常有从“上面”（榆林位于延安以北）“下来”逃荒要饭定居到村里的“黑户”，非但不能分粮，还要被公社派来的抓黑户人带走，去公社办学习班后遣送回原籍地。有个黑户女子已经嫁给了本村的后生并生儿育女，但是常常村人一声吼叫“公社来人了！”就逃命般躲到后山峁子去。每每看到这样的情景，我都迷惑不解，究竟谁的错呢？黑户在家乡难以糊口生存，不得不流落四乡逃荒要饭，到头来反而落得“破坏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的罪名，何罪之有？那时虽然感情上同情黑户村民，但是理念上还是相信“党的政策”绝对正确。

今天人人皆知“自由迁徙权”是现代公民社会一项基本的人权，但是在当时却是一项罪过，流浪的黑户作为罪人东躲西藏，毫无生存保障。

后庄算上知青合计二十户人家，人口一百一十二人，全是山地，坡陡土瘠，好年景亩产不足五十公斤，差年景减半。可是农业税重，上面强制村民无偿上交公粮；加上低价强制收购的粮食（称为购粮），公购粮两项合计每年上交国家的粮食占全队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丰年）到百分之三十（灾年）。那时收购价也低，五十公斤谷子也就十元钱，也就是余家沟村民辛辛苦苦在山上耕种一年每亩地的回报，这还是指丰年，灾年就更惨。村民自己尚不够吃，哪里有那么多粮食上交呢！所以乡亲们对上缴公购粮非常抵触，每年秋收后公社都要派人来催缴公购粮，这是村民和村干部最揪心的季节。可是那个时候政治挂帅，不缴或者瞒缴公购粮是资本主义，上缴才是社会主义。

直至二零零六年中国才取消了农业税，粮食收购价也回归市场主导，农民的利益方才得到伸张和保障，这个过程中国走了五十年，农民饱受“工农剪刀差”之苦，付出了五十年的牺牲。而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农民是“小私有者，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虽然理论上跟着“上面”走，可是每年目睹这样的场景，我的内心还是苦辣酸甜，百味交陈。对政治的信仰使我不敢怀疑“上面”的对错，但是对“受苦人”疾苦的切身体验使我对余家沟农民的命运深感同情和担忧。

人民公社制度追求“一大二公”，大集体，大公共。土地国家所有，打下的粮食上交公购粮后集体所有，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生产资料属于集体，生产方式统一集中管理。社员一起上山劳动，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一起干同一个活。这种不分劳力差别不分能力差别的大锅饭生产方式使得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

生产队长是庄稼汉好把式，他心里有谱，有时为了刺激一下社员，就把一片山地的活包出去，包工的人干完了活可以先回家。能干的庄稼人喜欢这个方式，几个合得来的后生女子搭伙，早干完早回家好料理自家的活计。这样的方式被称为“小包干”，但是被“上面”认为是私有制的苗头，鼓励了小生产的落后方式，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生产小队只能悄悄的干，大队干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知道。公社却是大会小会抓这类“资本主义典型”。

一九八零年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制度才被上面的政策正式认可，并且成为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但是在这之前农民的任何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尝试都要冒着被批判的风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时时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毫不夸张。

当时这种“上面”政策和“下面”对策严重背离的现象也促使我时时思考，虽然理论之剑高悬在天上，但是脚下毕竟踩着大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观察和实践也在检验着真理，无论信仰怎样高尚，最终还是要落到现实中。

“农业学大寨”是当时非常时髦的口号，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改天换地，移山造田”。陕北地区当时很流行的是农田基本建设，一是在延河主河道修河筑堤建水库，二是在山沟主沟溪流上建水坠坝。从今天的现代农业规划上讲，水库和水坠坝建设都是可行性方案之一，但须因地制宜，有的地方条件适建有的地方条件不适建。但是在当时并不考虑可行性和利益补偿，兴修水利工程是重大政治任务，任何村子任何人都不得反对。延河上修堤筑坝是公社从各个村子（生产队）无偿抽调人力物力大会战，受益的只是水利工程发挥直接效益的村落，出工出力的其他村子却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这个一大二公的做法剥夺了其他不受益村的农民利益，他们的付出是巨大的，我们知青也都曾被轮流抽调到公社参加水利大会战。

我们村也在主沟建设了水坠大坝，长一百米，高二十米。这个大坝的建成全村男女老幼付出巨大，知青也倾尽全力。当年我们认为这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是改变余家沟落后面貌的壮举。

由于建坝是余家沟大队领导，但三个小队需出工参与，开始遭到很多村民的反对，主要原因是大坝蓄水会淹没主沟多处最平缓最肥沃的良田，损害了部分村民的利益。此外，大坝建成后生产的管理和庄稼收获均归大队，小队的出工和受益分配比例没有得到保护。还有就是大坝未来的运行维护的人力和物力支出缺乏远期落实。也就是说，从今天可行性研究的角度讲，需要很多论证才可决定是否可行。

我们知青当时并不管那么多，既然是社会主义事业就大力支持和促进。为了上马这个项目，老知青游说上级政府拨款资助，新知青大会小会鼓动宣传，为此我们还编演了陕西地方眉户剧给乡亲们看，剧中针对水坠坝上马和建设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是贫下中农的支持，另一方是阶级敌人的反对，其中还有雨夜贫下中农与破坏大坝的阶级敌人展开的殊死搏斗，剧情惊险刺激。

今天回看当年余家沟的水坠坝，应该说是利弊参半。好处是建坝十年后淤地百亩，稳定高产，综合受益；坏处是炸掉了半座山，淹没了部分乡亲的良田，淹没了原生态水源地，而且坝地冲蚀严重，设施维护艰难。若与今日当地贯彻实施的农业新政策“退耕还林，包产到户”相比，开山造地大集体种田也许得不偿失，总之是有相当大的再论证余地。

但是无论怎样，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农业的开发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技术考量，当年我们脑子里只有政治目标的宏伟，不了解乡亲们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也不了解农业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一味地钟情于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伟业，钟情于“上面”的号召，忽视了农民的基本诉求和各方利益的权衡。所谓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成为束缚农村生产力的绊脚石

 

（图六：终日劳作的受苦人）

四、转变

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七八年初，我从二十岁长大到二十三岁，实实在在地在余家沟村生活劳动了三年，期间只有一个春节回过一趟家。之所以只探过一次亲，一是没有路费，按照我的工分，一年才能分到二十元左右，除去买点用品就身无分文；二是母亲始终对我擅自逃到陕北农村弃家人不顾耿耿于怀，她认为我被政策欺骗了还蒙在鼓里，所以我回家也是心理负担重重。但是这种完全踏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小山村的生活却又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益处，就是现实呈现了最好的书本，使得一个懵懂不知世界的年轻人通过一点一滴的切身体验开始学会脚踏实地观察和思考世界。

虽然当时“上面”的理论依旧强悍而威严，然而在“下面”与陕北乡亲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日子像水滴穿石一样缓慢地义无反顾地改造着我的内心。我对主义的信仰是真诚而忘我的，然而现实的反差又是强烈而冷酷的。我的眼睛，头脑，心灵，身体，感情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冲击和震荡，这种信仰与现实严重扭曲的内心煎熬和思想冲突伴随我插队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我的身体力行，通过我自己的眼睛观察和自己大脑的思考，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地拨开了理论的迷雾，凭着直觉和感悟逐渐获知事物的本来面目。

换句话说，岁月像一把刻刀，每天，每件事，每个人，每个观察，每个思考，每个活动，每个乡亲的言行，每个知青的感悟，都像一笔笔刻痕，不声不响地雕刻着一个年轻人的思想，悄无声息地塑造着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以至于逐渐地，原先脑子里矗立的神圣的伟人们，思想里信仰的本本们，心中羡慕的英雄们，慢慢地变成了普普通通的陕北“受苦人”，书本变成了余家沟村的“圣经”；圣人马恩列斯毛变成了余家沟的后生、女子、老汉、婆姨、娃儿；文学形象保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卓雅和舒拉的故事）、江姐（红岩）、许云峰（红岩）、王成（英雄儿女）变成了丑子、美玲、罗儿、老支书、生产队长等普通人。三年的乡村生活，潜移默化地促成了我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从头到脚，而是从脚到头，因为站立在坚实的陕北土地上，脚下首先发生了变化，懂得了站在陕北受苦人泥腿子的立场看问题，站在维护受苦人利益的角度看问题，进而促成大脑的转变，从过去习惯从“上面”看“下面”到现在从“下面”看“上面”的这种立场的转变，最终完成了我的“再教育”。就像是深窖酿出的老酒，时间成为最好的老师。

之所以啰啰嗦嗦叙述了这么多当年经历的“阶级斗争”，只是想说明当时的我年轻冲动，怀揣革命理论，怀抱革命激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艰苦环境的第一线摸爬滚打，通过三年的亲身经历、观察、思考逐渐地发现：原本并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不存在“阶级斗争”条件下的乡村革命。农村所需要的其实就是正常的农业发展规划和正确的农业政策实施。所谓农民的“小私有者劣根性”，后来的农村改革都深刻证明是农民长期被剥夺的正当权益和权利的伸张和诉求，本该早就平反和回归。由此举一反三，在工业、农业、商业、学校、军队各个领域其实也都是如此，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执政党领袖的一意孤行，至于深层次的动因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我当时在村里。记得和很多村民一同步行到延安市参加追悼毛泽东大会，我带着黑袖标，站在万人肃穆的广场上，泪水像决堤的江河止不住。我虽然是为毛泽东的逝去哭泣，但我内心里已经有了觉醒的萌芽，我隐约意识到是和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理论告别的时候了，是和一个时代告别的时候了，这种诀别是痛苦的，然而又是坚定的，因为有我亲历的乡村实践作为坚实基础。

同时我内心也极为伤感，我为自己花费了这么多年为了一个虚幻的伟大理想付出了青春的代价。记得我走到延河边的时候仍然止不住泪水，望着迅速流向下游的河面痛心不已。丹柯的形象在这瞬间轰然倒塌，因为虽然我剖开了自己的胸膛，捧着鲜红的心摸索了几年终于走出黑暗的森林，但是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要走进这片理论的黑暗并且苦苦追寻？我预感到自己有生以来的政治激情从此将一去不复返，虽然我告别了荒谬的政治童话，认清了政治的伪善和虚幻，获得了自己真正的立场和思想，但是毕竟荒废了此生仅有且一去不复还的青春岁月，毕竟耗尽了难以重生的青春热血。

本来我以为可以超越父辈，但是此时此刻我非常失落。父亲十八岁入党，因为才华显露当年就被学校从大学生提拔为讲师并担任系党支部书记，但是那年刚好赶上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个学生屈打成招供认我父亲是台湾特务，他立刻被关押审讯，撤销党内外职务。后来虽然被甄别放出来并恢复工作，可是他的神经受到极大刺激，不得不被送进精神病院。经过数年治疗虽然好转，但是历经大跃进、四清下乡、文革抄家，亲人被斗、单位批判、五七干校等运动，精神与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即使这样，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仍旧紧紧握着我的手嘱咐：“好好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那时林彪事件已经公布，但是因为他已病入膏肓，家人没敢告诉他，以至于他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仍旧对文化大革命的神圣性没有怀疑。我曾发誓走一条和父亲绝不一样的不盲从的道路，但是最终发现自己仍旧没有摆脱专政机器的巨大裹挟。

很多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都局限于对自己灿烂青春年华的留恋和追忆，或者是沉湎于自身艰苦生活的历练和艰难困境的挣扎，虽然他们也不否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导致几千万人背井离乡贻误青春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思议的一场政治浩劫。但是很多人忽略了更深层次的伤害，就是一场长达十年或者可以追溯更长时期的政治运动对一代年轻人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对一代人的青春---生命中最美好最灿烂的时光的肆意摧毁和挥霍，这是难以补偿的对一代公民的精神伤害。虽然知青们后来的命运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有的上了大学，出国深造，学有所成，仕有所就，甚至成为国家领导人；有的下岗待业，伤病缠身，生活窘迫，平民布衣，甚至死亡或伤残。但是不能因为知青中出了精英就得出“多难兴邦”的结论。此外，这种伤害比二战中迫害犹太人更隐蔽，它是以革命的名义，使被伤害者心甘情愿为之牺牲，甚至终生为之纠结。几千万人的青春在最鲜活最灿烂最美好的年华被“上面”的意志任意的挥霍，这种个人意志对公民权利的伤害是难以无视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一切可以重来，我相信知青每个人的成长发展历史一定会完全改观。有谁能否认，如果在自己知青的年代可以像现在的年轻人做出自由的多元的非政治化的选择，自己的命运绝对会是另一个结局。

所以，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审视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结论不言自明。以“上面”的主观意志，对几千万人的青春肆意挥霍，对几千万人的精神肆意摆布，对几千万人的一生产生持久的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是这场运动难以回避的实质。

 

（图七：余家沟窑洞的知青伙伴）

五、集体

插队知青的生活不同于兵团知青，没有任何建制和分工，每个人都是农民，挣工分养活自己。但是我们又住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同吃，同住，同工。后庄有九名知青，五男四女，各住一眼土窑洞，两眼窑相邻，实际就是一块土峁子凿出来的两个土洞。每眼窑洞内尽头有一个土炕，连着灶台，烧饭的时候风箱吹燃灶火，热气通过土炕从山峁顶上冒出，顺带暖了炕台。男女知青各自挤在窑内土炕上睡觉，放屁打鼾声此起彼伏。男生夜里解手谁也懒得走远，只是拉开窑门，对着门边的土墙角开尿。最苦的是冬天，早上睡得正酣，朦胧中听到生产队长嘶哑的长吼“受苦人起身克（去）喽！”窑内冰冷，炕上暖热，咬牙掀开被子起身的瞬间冷气逼人浑身打颤。

吃饭也是难题，且不说吃的不好，做饭都是苦差。灶火倒烟，烧一次饭人脸就被熏黑，没人喜欢留在窑内做饭，大家只好轮流值班，每天换人。早饭通常在出工的人上山后一小时就要做好，备好几个大罐子，里面装满小米粥或者小米洋芋然饭（稠粥），配上咸菜，交给送饭的乡亲挑到山上。如果手脚慢，烧不好灶火或者做不好饭菜，那就耽误了送饭，山上干活的知青就会饿得嗷嗷叫。中午要蒸好玉米馍馍或者做好黄米干饭，配点酸菜什么的，这个有难度，稍微做不好不是馍馍发不起来就是干饭夹生，送上山去少不得挨骂。晚饭虽说是小米稀饭糊弄肚子，但是总变不出饭菜花样也是问题，感觉像是在吃猪食，草草了事。此外当班做饭的人还要下到坡下的水井挑水灌满水缸，一天下来不得歇息，简直是费力不讨好，饭菜不可口挨骂是家常便饭。我就属于笨手笨脚不善做饭的，所以每每轮到我做饭都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送上山去的饭菜就像是送出去的炸弹令我惴惴不安，晚上收工后从有些知青饥饿而愤怒的眼神中往往能够读出杀气，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比让人家饿肚子更不能令人容忍的了。不过也有令我委屈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做了小米然饭和玉米蒸馍，每人一罐然饭加三个馍馍，收工回来后个子最小的女知青却气哼哼地对我怒吼“才给了三个馍馍，饿死我啦！”放在今日，同样的饭量估计三个她那样的女子也吃不完呢！

不过也有心灵手巧的，有个知青的父亲是外交部主厨，所以他继承了家传的好厨艺，常常给我们露一手，能够想起来的是他能够把苹果削成莲花形状，洋芋做成沙拉（蛋黄做酱）。有的知青会粗粮细作，譬如洋芋擦擦（土豆丝裹面蒸熟），玉米发糕，杂面饸饹，荞麦凉粉等。

遇到吃白面的日子那就如同盛大节日，因为每年分到的白面很少，每个月也就能吃一次白面，馒头太奢侈只有逢年过节才敢吃，一般是吃面条，拌着汤汤水水可以填饱肚子。通常挑每个月一次的学习日吃面条，因为大家都在山下。几个人先捧着头年分得的麦子到碾子上磨面，然后小伙子们就轮开膀子擀面，陕北时兴臊子面，就是做好一大盆洋芋丁烧好的酸辣汤，浇在面条上。吃饭的时候仪式庄严，所有男女知青都捧着饭碗守候在大柴锅四周，捞出长长的白白的面条，浇上臊子汤，呼噜呼噜狼吞虎咽。那时吃面总要分两个战役，第一战役连续吃四、五碗面才停下来，肚子虽然已经鼓鼓的但是并不甘心，慢慢地走出窑洞扶着墙默立几分钟，待撑到嗓子眼的面条稍稍坠下胃里，再毅然决然地回到窑里继续灌下两、三碗面，直到肠胃隐隐作痛眼珠子转不动为止，男女知青概莫如此。

陕北缺水，吃水要挑担下坡再上坡。知青劳动已经苦不堪言，挑水是苦活，所以知青们图省事，既不洗衣也不洗澡，尤其是男知青。那时我们的标准装束是：光头上扎一条白羊肚毛巾，腰缠一条粗麻绳，身着一领破棉袄，棉絮翻花，补丁连片，不穿内衣，因为虱子猖獗。下面一条补丁裤子，破洞百出。一般是赤脚，免得山上土松穿鞋干活不便，只有出远门去公社或下延安城才穿鞋。其实村里老乡反而干净素朴，虽然穿土布衣和自纳的鞋子，但是并不破衣烂衫的，知青们的扮相反而活像是叫花子。再加上有很多知青学会了陕北话，甚至好到听不出外来口音，走乡串户的时候常常被当做上游下来的逃荒者。有时女知青实在看不惯男知青的邋遢，愤而抗议，譬如我们有一段时期因为打坝全体男知青裤裆开裂，一排北京后生晃来晃去穿着开裆裤耀武扬威，很抢眼。

虽然生活艰苦，但是知青们还是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我们后庄加上前庄和贺家山的北京知青和延安知青，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间最多达到二十多人，很是兴旺了一阵。知青们在村里担任了各种职务，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团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民兵连长、小学教师、赤脚医生、妇女组长、大坝青年突击队长、大队果园技术员等。知青们付出最大心血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就是和乡亲们一起在主沟建成了余家沟水坠淤地大坝。这个大坝从动员到立项，到开工，到建设，到完工都倾注了我们的心血。去城里采购搬运化肥制作炸药是知青负责，凿洞埋雷管炸药开山放炮是知青负责，抽水上山刨土泄泥是知青负责，这些工作都需要手疾眼快，实干加巧干，也非常危险。邻村的红庄同样在主沟打坝却不幸因山土塌方埋死了三位知青和村支书，导致难以挽回的悲剧。我们也每日面临同样的威胁，老知青王士伟曾经不慎被高速下泄的泥浆冲到沟底险些丧命，我也曾跌入土崖下面，幸好没有摔残。也曾发生凿好的炮眼突然坍方，万幸当时人员没在洞内。

 

（图八：朝夕相处摸爬滚打的余家沟知青）

六、自省

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相当于被包办成家，不得不生活劳动在一个大家庭里，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家长，没有兄弟姐妹，只有志同道合的队友完全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直觉相处，这也是上世纪的奇观，若放在今日，恐怕再也没有人有这样的机缘能够和一群同龄的年轻人朝夕相处食宿相同了。严格来说，站在人性的角度，集体的生活环境很容易与个人性格发生冲突，一家人尚且很难和谐相处，更何况一群人呢！矛盾是永恒的，知青也不例外。

有些村的知青会陷入经济纠纷里，因为各人挣的工分不同，分的口粮不同，食量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所以难免产生隔阂和冲突，分灶分家现象很常见。或者是政治氛围不同，有人政治上很风光，当典型，作报告，抛头露面；有人政治上很低调，埋头农活，踏实肯干，这样的反差导致知青群里对立情绪很大。我们村里的知青既没有经济纠纷，也没有政治投机，风气很正，做事本份。但是也有矛盾，主要是心理层面的。都是年轻人，都是自愿奔赴艰苦地区插队，都是有志向有抱负有特长的人，这么多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一方面会有政治倾向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会有生活与劳动能力上的差异，想事与做事风格也必然不同，所以集体的融合力就容易出问题。

我是知青组长，本来这个角色应该是各方面极为优秀的人，众望所归；或者是极为有亲和力的人，可以将所有人协调一致。而我个性很强，不善于团结所有人；在农活和生活能力方面并不突出，甚至常常被有些知青嘲笑。譬如我做饭算是最差的，每次轮到我掌勺最容易招致群情愤怒，就好像一群厨艺高手饥肠辘辘等着吃一个从不下厨的人端出饭菜，那个滋味很令人沮丧。又譬如我始终没有学会打连枷。连枷是枣树枝条绑扎做成的一扇农具，靠人的双臂甩打，用于秋收后场院上谷物脱粒。因为是偏心，甩打在地面上要平稳有力，动作难掌握，我笨手笨脚总是甩偏，难免遭到他人的冷嘲热讽。知青中有很多能人巧手，有的擅长寻医问药，有的擅长果树修剪，有的擅长农业科技，有的擅长打眼放炮，有的擅长教书育人，有的擅长琴棋书画，有的担任大队干部，有的能歌善舞，有的女知青可以驾牛犁地和男劳力有一拼，至少有人可以做出一顿粗粮细作的可口饭菜，这么多优秀的伙伴给我压力极大，我也免不了受到有些同伴的批评甚至斥责。

在知青的三年生活里，在思想方面，我始终在政治的信仰与现实的相悖中挣扎；在行动方面，我始终在集体期望和个人表现落差上煎熬。这种双重的摩擦和击打，与其说是社会或者集体给自己带来的考验，不如说是自己内心强烈的反观意识和追求卓越的渴望造成了精神的焦虑和痛苦。坦率讲，三年的知青生活，于我既是青春的活跃的激扬的岁月；又是痛苦的纠结的沮丧的岁月。如果问我的感受，我只能说苦乐参半，悲喜交加。犹如经历一场炼狱，欢乐和痛苦混合在一起煅烧，也许这就是青春无法躲避的原貌。

那时我并不懂得心理学，也不懂得其实人的能力是有侧重的，没有人十全十美。我们知青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倾向，就是如果你志愿来农村，你志愿献身革命，你就应该在各方面都是优秀的，否则就有光说不练好大喜功的嫌疑。现在回看当时，每个人已经显露出适合发展的专业迹象，都有区别于他人的特长，对任何人都不应求全责备。不能要求一个画家擅长数学，也不能要求一个喜欢理论研究的人擅长农业耕作。可是那时我们不懂这个道理，集体生活中常常会意气用事，争强好胜难以避免，年轻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个人的思想方式、生活和劳动能力甚至生活方式与政治表现挂钩，无形中造成了知青群体中个体的心理压力。

 

（图九：深夜里知青窑洞的煤油灯）

七、高考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忽然传来恢复高考的国家决定，而且时间紧迫，只有一个月复习期，十二月就要考试。那时我们绝大部分知青对上山下乡已经有了独立的基于几年实践的认识，开始放弃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信条，非常积极地拥抱上大学这个难得的机遇，或者说，当时前途未卜，只有上大学才是结束插队生涯的唯一出路。在准备高考的阶段，知青集体发挥了巨大作用。

那个时候正是陕北农活最重的季节，每天上山把收割后堆在山坡上的谷子背下山，这是最考验腰力和腿力的活，我的腰肌劳损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身疾。因为谷子湿沉，谷堆如山压在背上，靠一步一挪沿着崎岖狭窄的山路背到山下场院，从早上天不亮一直背到天黑，人不停歇，寒风刺骨，腰酸腿疼，饥肠辘辘。这样的苦力一直要干到年底才结束。

在这样的情形下，每天晚饭后知青们还要复习功课。为了互相督促和帮助学习，男女知青索性在一个窑洞复习和睡觉。只有一个桌子，一个煤油灯，两个条凳，所以男女生分工，上半夜男生先在炕上睡觉，女生复习；下半夜女生叫起男生复习，女生再上炕睡觉，男生复习后直接就出工上山。这个阶段恐怕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学习了，因为每时每刻都要和困魔做斗争。白天活很重，晚上还要咬牙看书，两只眼睛不停地打架，根本止不住。很多时候都是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甚至煤油灯的玻璃灯罩烤糊了头发。而且因为三年没有看过课业，书本知识几乎荒废，没有辅导材料，只有几本中学教材，我们只能凭着各自在中学课堂的记忆迷迷糊糊复习。记得当时化学课完全忘光了，尤其是有机化学，高考时我基本没答出来。物理也是极为艰难，在昏黄的油灯下半梦半醒地做力学题简直是受罪。当时大家开玩笑，说是要在窑洞顶上栓绳子凳子上扎针，再现“头悬梁锥刺股”，否则没人能在那样的夜晚坚持读书。记得那时复习功课的典型场景是有人趴着呼呼打鼾，有人头像拨浪鼓似的抬起来又低下去，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青们自己揪着头发扇着嘴巴口中念念有词。有时实在搞不懂题目，不得不叫醒睡梦中的女生，她们也是梦呓般地说书解题，听者不知所云。

一九七七年全国考生五百七十万人录取了二十七万，录取率百分之四点七，我们村知青同心协力互助互利基本都考上了大学，这个成绩归功于集体。如果是个人，恐怕没有谁有这样坚强的意志能够单独熬过那些艰难的夜晚。

不过毕竟我们无法逃脱那个时代，在专业的选择上我非常盲目和随性，当时因为自己是水坠大坝青年突击队员，就想索性学水利吧，以后建更多的大坝。这个选择其实并不符合我的职业潜质，以后各种遗憾才逐渐显露。可是当时，家里亲友因为父母在建国后饱受政治冲击，极力反对我学社科文科类，断言我“学文科凶多吉少”，因为父亲夭折的一生就是惨例。当时我恰好对流行的政治理论万念俱灰，也就选择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路。知青个人专业选择的曲折经历也是对威权如何左右几千万人命运的折射和佐证，只不过不是血淋淋而是隐性的于无声处。

 

（图十：余家沟的女子婆姨们 -王克明摄影）

八、情窦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灵，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细又长。”借用这段歌词恰好生动地描述了我们村里叫小灵的女子。那时她大约十八九岁，晒得黑红的脸蛋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嗓音清亮，眉目传神。她比村里其他的女子都苗条，心眼灵动，喜欢到知青点串门，学说知青的普通话，听知青读诗，拉琴，唱歌。她常常手里拿个自己做的布鞋底，不声不响地纳线，灵巧的手指穿梭不停，不时地插一两句话，和知青们逗嘴。

不知何时村里渐渐传出小灵和某个知青“相好”的风言风语，情节活灵活现，一时间老乡和知青们都充满好奇，期待好戏开演。小灵在那个时期也更频繁地光顾知青窑洞，看得出她的脸上多了红晕，嘴角多了笑意，眼睛闪现更多的光亮。那个被传闻的知青却是淡定自若，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以至于知青们暗自抱怨，好事也不和大家分享，真不够意思。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竟然无声无息，没有下文。再见到小灵已是无精打采，问她怎么了，全然不理会，只是闷闷地低头纳鞋底。个别知青壮起胆子问询那位当事知青，其人全然一副无辜的样子，令众人百思不得其解。此事不了了之，居然成为一桩悬案。

直到四十年后的一次知青聚会，一位当年村里的老知青才坦白交代，原来是他听到那位当事知青曾经夸赞小灵心灵手巧，就自以为言者有心，但是无胆，于是自作主张上门提亲，声称自己是受那位知青的委托，表达入赘之意。小灵的父母当然欣喜百般，小灵也含情默许，于是白馍好菜招待，媒公借此大吃一顿。此君于是尝到甜头，发现此事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成人之美，又能饱尝美食。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门说亲，骗得不少饭菜，后来见雷声大雨点小，不得不鸣金息鼓，收手归良。

知青们得知当年真相后非常宽容地表示，都是吃不饱惹的祸，念其年幼无知意志薄弱，且没有乘机夺人之美，免于追究。小灵后来嫁到延安市郊一户人家，如今已是子孙满堂，见到当年的知青伙伴依旧笑逐颜开。

知青们常常走乡串户，到别村的知青点聊天玩耍，眼睛自然也会观察到漂亮女子。有个村的延安女知青眉清目秀，杏仁眼脉脉传情，说话温柔大方，自然格外引人注目。恰巧我们村的一位老知青去公社派活的河堤劳动，和这位女知青分在一个组里，于是有意无意地开始密切接触。一来二往互相渐渐熟络，说话做事变得愉悦欢畅。有一天女知青回延安探亲归来后给他带来了一罐烧肉，令此君大喜，尽食之后夜不能寐，思前想后觉得这应该算是定情之物，遂愈加感动并期盼早一天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是他越这样想越羞涩，以至于迟迟不敢表白。后来不知吃了多少罐这样的定情之物，乃至于他觉得情重于山无法继续承受，再不表白就有贪食之嫌。有一天他终于鼓足勇气表明自己的爱意，对方忽然红唇轻启回应道：“我已经有了相好的”。霎时间如雷轰顶，据说多年后他再次鼓足勇气问她为什么带那么多好吃的给他，女子回答：“知道你馋！”

也有一个男知青经历了浪漫的旅途邂逅。那时知青没有钱，扒火车往返北京探亲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这君从北京回延安，居然扒火车蹭进了软卧车厢，钻窗子的时候顺便帮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知青同伙，连滚带爬偷偷钻进开赴西安的软卧包厢。

女知青活泼开朗，欢声笑语，热情豪放，瞬间就打动了他的心。于是他一路基本就是在痴迷中度过，以至于跟着女知青下车到了不同的目的地，在她的知青点住了两周。那时没有电话等即时通讯工具，消息只有靠信件往来，知青们知道他回余家沟的日期但是却失联了很久且杳无音信，后来他忽然出现在知青们面前，没事人一样，将此事深深隐藏。

也是在四十年后的某一天他才吐露真情，不过信誓旦旦地说“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个我们倒是信了，因为那个时候男女界限很重，基本是授受不亲的状态，再说女知青们同住一个窑洞，男女亲密并没有机会，最多是想入非非罢了。

有一阵子，生产队长李生贵带着受苦人上山后，总是朝我大手一挥“洋芋脑，你带着妇女去那片峁子锄地”。“洋芋脑”是老乡给我起的外号，因为头大，光秃，棱角不齐，形似土豆。老支书先开叫，以后全村就叫开了，以致没人记得我的原名。除草通常是夏季很枯燥的活计，一群人顶着烈日在黄土高坡挥锄铲草，皮肤晒得黝黑，干渴难忍，腰酸臂疼，太阳升起又落下，无精打采地耗磨一天，整个夏天就这么熬过来。

不过妇女们得知我带队倒是精神大振，我立刻变成婆姨女子调侃的对象。她们都是田间能手，哪有人听我的指挥，队长只是因为妇女嘴碎才让我领队，他自己图清净。

“洋芋脑，今年多大了？给你介绍个小媳妇，处个相好呗！”然后就是一群婆姨叽叽喳喳开始议论哪家的女子合适。

“洋芋脑，喜欢哪个就说嘛，我找她爸说亲。”胆子大的女子也跟着起哄。

“洋芋脑，陕北酸曲，听过没？”然后就有婆姨唱起软软的酸曲，一般都是这个调子的：

“大摇摇大摆摆，哎的呦，大路路上那来，把你那小白脸脸调过来，哎摇三摆。

你叫我么调过来，哎的呦，我就调过来，你吃我的苹果哪我揣你的奶，哎摇三摆。

你要揣呀么，哎的呦，慢慢的揣，悄悄家发现奶瓜瓜来 ，哎摇三摆。

拉不过话就，哎的呦，瞧不过的肉，亲不过的妹妹那六两酒，哎摇三摆。

你给我喂上，哎的呦，红格家家嘴，再一回来了亲死你，哎摇三摆。”---（陕北民歌《摇三摆》）

那时我二十一二岁，并不懂太多男女之事，被婆姨女子这么七嘴八舌的议论反而脸红。有时也斗胆跟着起哄“你们说哪个女子好嘛，亲就亲！”立马就有妇女扔下锄头撸胳臂挽袖子的，吓得我只好大喊“干活，干活！”

 

（图十一：陕北黄土高坡上的山丹丹花）

九、初恋

不知不觉的，我心里也有一个身影，她是北京知青，因为父母干预藏起户口，自己偷跑来插队，算是黑户，在村小学校教书。她是我的中学同窗，志同道合，一起下乡。那时并不像现在，虽说男女知青窑洞相连，同吃同住，但是男女分界很严格，并且都在热血革命的年龄，男女之情并不流行，通常也被人们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谈恋爱，在那时无异于无产阶级的保尔.柯察金和小资产阶级的冬妮娅同流合污，不说是意志薄弱至少也是不务正业。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总喜欢偷偷走到小学校的窑洞前朝里张望，听窑洞内传出的村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也细心倾听她清脆舒朗的教学声。那时候是复试教学，小学六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窑洞教室内上课，老师轮流教各个年级学生，教室内朗朗的读书声是各个年级学生混合在一起发出的，如同多声部重唱，听起来很有意思。有时她忽然推开窑洞门，看到我站在门前先是一惊，然后嫣然一笑。在知青群里，她的笑声非常独特，像风中的铃铛，响起来清脆悦耳。不知不觉地，感觉黄土地好像变成了橘红色，在山间飞舞；村里的鸡犬之声像是大合唱，悦耳欢快；总是羞怯含蓄的山丹丹花，像燃烧的火苗高悬在崖畔，一眼就能望见。耳畔总是响起一串串铃声，悦耳舒心。

我并不知道她怎么想，只知道自己觉得天地忽然敞亮，生活忽然变得令人兴奋和充满活力。因为是老同学，我们在知青组知无不言，常常因为某个政治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关系融洽。在大家面前我们并没有任何特殊的表现，私下里也没有特殊的表达，只是我自己心里觉得有了一种相知的亲近，似乎有话最喜欢和她说，有事情最喜欢和她做。偶尔的，她也会在我轮班做饭的时候给我帮厨，看到我的衣裤破了也帮我缝上，不过后来看到我裤裆反复开裂，也不得不仰天长叹“管不了你们这些后生啦！”那时候大坝基建，每日岔开双腿跨在山上沟壑中掏土，裤裆开裂是没办法的事。

记得在一个太阳西落的黄昏，我从窑洞对面的山峁子上收工准备下山，刚好碰到她从山上贺家山村辅导学生归来，我们在山崖上的大树下相遇，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并排坐在土峁上，望着前方痴痴地发呆。此时天色减暗，月亮突然升起来，照亮对面山坡上的知青窑洞，能够听到窑里传出拉风箱的声音，还有几个知青的欢声笑语。那时已是插队余家沟的第三年，我们一起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友情不言而喻。

“在一起真好！”我忍不住说。

“是的，真好！”她喃喃自语。

我本想挑明心思，这时正巧有老乡从山上下来，我站起来，没有再说什么，第一次勇敢地抓住她的手，一起下山。

那时她身体很不好，常常忽然肚子剧痛，不得不卧床休息。记得有一次她卧床几天不吃不喝，我端着一碗热汤面给她，她躺在炕上不起来，说疼得吃不下。我命令她起床吃饭，她闭着眼睛不回应。后来我掏出自己写给她的一首诗，递到她的手里。她躺在被窝里悄悄地读了一会儿，然后支撑着起身，端着面碗望着我说“为咱们的友情，我吃！”

有一次她得了中毒性痢疾，高烧不退，我拉着一个架子车一路奔跑了几十里路把她送到延安医院，医生说来晚了人就没救了。那时延河刚发过大水，路上多处要淌水过去，我不得不赤脚飞奔。她高烧几天，我把毛巾沾湿为她擦头擦背，两人都不好意思，低头沉默不语。因为没有钱住旅店，我只好缩在医院病房角落里过了几个夜晚。

大坝刚建好时恰逢暴雨连连，村里基干民兵轮流值班，持枪上岗保卫大坝。记得一个寂静的夜晚我在坝顶值班，她也陪着我，一阵阵风不时地卷着浪花拍打坝坡迎水面，耳边偶尔传来玉米地狍子的叫声。我们沉默了很久，不知如何开口。她忽然转头望着我说：

“爸爸妈妈担心我的身体，一定要我回京，催我很多次，我不得不走了。”我听到这个话非常震惊，望着她张口结舌。

“我很感谢你这几年对我的照顾和情谊，我也怀念在余家沟的一草一木，老乡和知青，我会记着你们的。”

“我。。。。。。”，我想表达心里的话，但是说不出口。只说出了“我恐怕要扎根余家沟一辈子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听说高考的事，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遥遥无期的分离。

“我知道，相信你会实现你的理想。我很难过，不能陪着你走下去了。”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黑暗中能够看到她眼睛的光亮。

“代我问你爸爸妈妈好。也许我们从此天各一方，我会想念你。”我忍不住说。我有一种预感，觉得可能一切不得不结束。

“我想一辈子再也没有这样的岁月了，再也没有这么好的知青和老乡了，再也没有这么多知心的朋友了，再也没有激情，我会永远怀念。。。。。。”，她继续说，我不忍看她，只望着黑黢黢的大山发呆。

她离开余家沟的时候我送她沿着山里的溪流一路走到延安城，半路上有一处漫水，我要背她过河，她不好意思，坚持自己淌过去，待她过水后我脱下长裤为她擦干腿上和脚上的泥水，她呆呆的盯着我一声不吭，然后忽然说“对不起。。。。。。”。我当时特别没有出息，我本来告诉自己要坚强，可是我的眼眶还是模糊，看不清她的样子，也说不出话。

二十年之后，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美国来信，是她的，告知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可爱的儿女，信里说“那时我们是一群连爱情小说都没轮上看的少年男女。我们都分不清爱情和友情的区别，我的确不知道在每日的共同相处中应该怎样来处理这复杂的关系。你的情感与我和其他同伴的真诚友谊，以及与当地老乡和我的学生们的深厚感情，同时成为支持我在那艰苦的环境里愉快生活的重要支柱。我为此终生感激。。。。。。”。

 

（图十二：回家的路 -王克明摄影）

十、告别

一九七八年初，有一天我正在羊圈里捣粪，突然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告知春节后去南方的一所大学报到。我的心忽然一下子抽紧，猛地升起一股复杂的心绪，一股难以割舍的情感紧紧地攫住我，我意识到和余家沟告别的时刻到了，可是我舍不得离开这个生活了三年的小山村，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三年的知青们，舍不得离开如父如母的余家沟乡亲们。

离开村里的那一天我整理行囊，包袱里只有一件父亲留下的蓝大衣还可以穿，被子虽然破了，洗净晾干后带去学校，其他的破衣烂衫都留下了，随身穿着父亲的一身蓝色补丁衣裤上路。后庄生产队长李生贵亲自赶着驴车送我，车上捆着我的被卷，背包里有我的一个饭盆。知青们养的那条大黑狗一路相跟着，怎么撵也不回去，后来在沟口遇到一个回村的老乡才把狗带回。

从余家沟村到沟口的一路上我不时望着山谷两侧的山坡发呆，心里想，我在余家沟埋葬了本本主义的理想，消耗了激情燃烧的青春，惜别了萌动青涩的初恋，这一切都结束了，这段历史结束了，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延安到北京没有直通火车，要先坐车到铜川，然后换火车回京。我到延安城没有买到去铜川的汽车票，只好买了两盒烟，缠着一个运煤的卡车司机央求载一程。司机开始不同意，后来接过烟问我去干嘛，我说是知青，上学去。他回应我，“原来是老乡啊，我也是知青！”然后把我的行李扔上卡车斗里的煤堆，吆喝道：“后生，上！”

卡车飞驰，土路颠簸，寒风刺骨。我裹紧棉大衣，耳朵藏进大衣领子里，低头沉思。我模模糊糊意识到，往日的理想、青春、爱情虽然熄灭了，但是这屁股底下黑色的煤块会被点燃，火总是热的，血总是热的，也许会照亮我新的理想、青春、爱情。

 

（图十三：四十年后的余家沟）

 结语

二零一零年我回了一趟余家沟，带着大学刚毕业的女儿，那年她二十三岁，和我当年离开余家沟时同岁。我领着她攀上后山的峁子，指着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对她说，“这就是我们当年劳动的地方”。我在山崖背坡寻找，她问我找什么，我说找山丹丹花，但是寻遍漫山遍野也没找到。我告诉她，“那时陕北虽然艰苦，但是受苦人唱山歌，山间有鲜花。山丹丹虽然是野花，纤细脆弱，但是色彩鲜红，生命力强大。即使干旱，即使贫瘠，即使无光照，仍旧绽放。”

我们知青当年住过的土窑洞还在，窑面虽然老旧但是尚未坍塌，老汉张怀有一直住在里面，精心维护着窑洞。女儿在窑洞里尝到了村支书一家现做的荞麦凉粉，当年的民歌手姬乃上如今已经垂暮，但是依然兴致不减地敞开嗓门唱了一首陕北小曲。我问女儿有什么愿望，她说“我想和你在窑洞前照张像”。我至今保留着这张像片，她在窑洞前笑得很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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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很多景色优美的地方都放置有长椅，供路人休憩，那是亲朋好友为了纪念故去的人所捐献，椅背镶嵌一块金属牌，上面刻着纪念文字，如“安娜，你的爱伴随我们”。我叮嘱女儿，以后我不在了，不要骨灰盒，骨灰撒进江河大海；不要墓地，不要墓碑，捐献一把长椅即可，让路过的游人坐在上面安静地欣赏风景，让亲人想我的时候可以坐在上面休息一下。纪念文字可以刻上这样几个字：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

备注：

我的其他三篇插队回忆文章收录在《余家沟-我们的青春记忆》书内：

1、 受苦人

2、 余家沟插队生活杂忆

3、 求真、求实、求是-读克明《我的“扎根”记忆》有感

全文完

2015.11.16